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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卷第1期2017年1月Vol．70．No．1Jan． 2017．113~121 DOI:10.14086/ki.wujhs.2017.01.016 格调共情：“李健现象”折射出的电视音乐传播与社会审美趋向 中图分类号: G229.27;J6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1-0113-09 开播以来，湖南卫视音乐类明星真人秀《我是歌手》历时四季都保持了高收视率和高满意度。不论从节目制作还是社会影响方面来看，都取得了不同于以往电视音乐节目的成功。在电视热的背后是公众审美情趣从猎奇与娱乐心态向音乐审美与专业审美心态的逐渐转型，观众审美情趣的转变也引发了社会流行文化和社会审美的变迁。笔者关注到《我是歌手》的成功及其诞生的成为话题热度的“李健现象”，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契合与转变，也体现了流行文化传播的整体结构变迁，是电视音乐传播与社会审美情趣的“共情”现象。 一、格调共情及其理论视域 格调是一个古代诗学概念。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格调通常泛指艺术风格，通常与社会阶层、文化品位同时出现，是一种卓越的作品品质。而当前，格调从文学、诗歌的专业审美向艺术、社会乃至生活审美拓展。 （一）从文学到社会的格调界定 格调本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普通概念，在诗学批评领域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理论。清代格调派集大成者沈德潜将诗歌的格调内涵延伸至“艺术风貌”和“品第水准”两方面的特征。总体来说，格调的内涵逐渐从诗歌或文学作品本身的韵律向意境和思想层次转移，并慢慢转化为品质与品格的审美内涵。因此，格调是属于美的肯定方面，是对作品最高品质规范的形态描述。邓红梅指出，诗歌格调的高低直接反映出诗人生命积淀的薄厚与诗艺修养的深浅。 音乐是诗歌的延伸，是大众对审美情感与趣味的表达。陆小玲认为，真正的音乐是诗意的想象创造物。黑格尔在谈论音乐审美时，认为音乐中的情感表达与抒发是美的主要体现。音乐之美在于音乐本质之美，也在于音乐家（歌者）对音乐的诠释之美，更在于听者对音乐意向的理解与想象之美，即音乐之格调。 格调作为作品或审美本质的诠释和理解，在剥离艺术作品的载体后也逐渐被援引为高品质与个人审美趣味的概念集合。布尔迪厄认为格调具有社会区隔和阶级定位的作用，培养依托于自身价值观和社会规则的历史积淀。保罗·福塞尔指出，区分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与金钱同样重要的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在社会语境中，格调不仅是单一作品本身承载的气质与品格，更是社会受众对这一气质品格的理解、认同与归属感。 （二）社交网络时代的格调塑造及格调共情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媒介致力于创作具有归属感的格调来打动和吸引人，并通过这种创作行为引领社会格调的发展。在社交媒体时代，受众是参与者、创作者和媒介发起者，人际关系和人际传播与媒介内容的传播融为一体。受众能动性带动了自我表达、自我强化、自我肯定、身份标识以及对声望追求等多元目标的呈现。社交网络对媒介发起者所创作的格调具有自我筛选和过滤机制。社交媒体具有强大的分享及病毒式传播能力，和格调的快速塑造能力。具有本质之美、格调之美的内容通过转发、分享或推荐的链式反应模式快速传播，并通过评论、关联、UGC补充等形式使传播价值或形象迅速丰满或成熟。乔纳.伯杰将社交网络中引发热议的传播称为“社交货币”，即卓越、稀缺或是非常规的事物能够通过讨论和分享获得额外的关注、流通和认可，从而获得强大的乘数效应。 此外，格调形成过程也发生了改变。与以往主张的审美介入主要依赖于个体经验不同，群体知觉和互动对个体审美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档电视节目的审美认同，不仅要有作品本身的品质，也需要有受众群体的广泛回应与互动，在回应与互动中形成强烈的审美认同与格调定位。在此意义上，格调不仅是作品的审美取向，更是由受众、社会媒体以及传播过程共同营造的传播的结果，是回应与共情的结果。 二、格调共情的触动与诠释 投射于更广阔的研究视野，格调共情不仅是传播结构变革的产物，也是社会学领域的社会阶层变化、文化消费变化与社会认知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中国社会阶层变化与中产阶层结构的模糊 中产阶层的崛起是具有象征性的社会结构转变。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在2015 年达到1.09 亿，列世界第一。但中国的中产者不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来看，都远未达到基石的状态。此外，中国消费市场并不以中产消费为主体。但在文化需求层面，中产又成为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所臆想的未来消费目标和消费模式。文化产品的输出在现有市场的功利化与未来市场的高尚化之间游离。在这样的市场结构和社会氛围中，优质的、中产价值取向的内容产品具备了发生的社会可能性。 （二）电视审美后现代文明的觉醒 在电视后现代主义思考中，电视节目所传递的不再是单一符号化的价值劝说或节目形式，而是融合了艺术与非艺术、生活与现实、当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