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中国行政法律规范创制的变革.doc

PAGE PAGE 1 第四章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行政法律规范创制的变革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理念及其中国化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生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100年内创造的财富比有史以来此前创造的全部财富的总和还多。这些奇迹般涌现的财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些财富无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地球，二是人。 地球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的自然资源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的资源库和能源库。地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可是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维持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人类对地球资源进行了不计后果的掠夺性攫取。为此，现代性创造了一套关于“生存”与“发展”的话语。在发展主义的逻辑中，似乎生存是个底线，而发展总是对生存进行锦上添花。此看法远没有看出生存与发展之间的辨证关系。在经济飞速增长之后，西方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本身呈现出其致命缺陷，即不可避免的导致环境污染，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不可逆转的物种灭绝，从而出现生态危机，最终有致人类于种族灭绝之境的巨大危险。可以说，在一定限度内，发展是对生存的完善和促进，但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发展反过来就构成了对生存的威胁。发展有度，有临界点，越出度，接近或超过临界点，就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 要想攫取出如此之多能源和资源，需要人类高效率、大规模的劳动，将如此之多资源、能源转化为商品又需要人类高效率、大规模的生产，为了消化如此之多的商品，则需要配套以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其结果是，地球变了，地球上的人也变了，创造如此之多财富的人也不再是以前的人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是高度分工化高度专业化高度效率化。高度效率化使得人类的内心丧失了悠闲，无暇顾及人的内心需求。高度专业化使得人的内心变得狭隘，人变得片面化，无法明了自己的内心需求，只能在物欲中挣扎。如此一来，错误的生活方式与错误的生产方式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相互锁合关系。其中，经济、政治、文化等任何一种独立的力量都无法单独冲破这种锁合关系。 可以说，现代化之路对人类而言是一场灾难，它一方面对地球进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不及后果式的掠夺，使人类的生存面临着灾难，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人的彻底片面化，使得人堕落为可悲的、单向度的欲望主体，从而摧毁了人类的生活。以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史学者恶毒的诅咒现代化是一种毒品。 参见吴国盛著：《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9页。 参见吴国盛著：《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9页。 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染上了毒瘾？我们该怎么办？人类该何去何从？ 一种思路是彻底的解除毒瘾。这就是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零发展理论。可是人类对此并未形成共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同意。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你们过足了瘾，为什么我们不能也过把瘾。最可恨的是，你们发达国家在那里继续过瘾，却不许发展中国家过瘾，这到底是何居心？这导致对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提出的共同拯救地球生态系统的问题并未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结果是，80年代以来发展中工业化的劲头有增无减，现代化强大的示范效应依然存在。例如我国，由于中国近代历史因列强欺凌而呈现的特别的屈辱性质，发愤图强成为近代社会的主旋律，因此来自西方的的工业化文明的威逼和示范作用一直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故有所谓科学救国（兴邦）、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等说法。 另一种思路则是，既然戒不了毒，那么能不能减少毒品的使用量，尽量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这是将环境与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思路，也就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谓“可持续发展”，意思就是说发展还是要发展，但是别没有后劲，别让我们的后代没有发展的可能性。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就着重阐发了这种战略思路，此报告成为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基调。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着眼于发展的科学性和和谐性，较之传统发展观具有更大的魅力。全球范围的环境恶化其实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人类命运一体化同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分裂化之间矛盾的深刻反映。彻底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思路。“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暗含着对和谐和全球主义的期待，因为各国的生态系统与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它们面临的困难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大卫· 大卫·G.维克托：《反思可持续发展》，美刊《外交事务》2006年1—2月号，陈晓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载于2006年第5期。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引领——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在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更为重大，这是由资源与环境两个方面的约束条件决定的。 一、资源 就资源而言，中国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其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欧美、日本等在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加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以战争和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