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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中国表达课件
屋顶的形式缤纷多彩是因为“不需要上人” 建筑物的屋顶形状可以三维变化、丰富多彩、“奇形怪状”; 墙体可以在平面上“曲折”,而在竖直方向通常是直立的,个别也有倾斜的,但往往又都是屋面的延伸; 而楼层只能是水平的,人们需要在上面活动。 “建筑是地球引力的艺术” 针对现代建筑的功能要求,传统建筑形式中屋顶部分影响最小,也正因为建筑中屋顶受功能制约最小,所以其形式更能加以变化、美化,而集中体现民族和地域的传统特征。 其次是建筑的装饰和细部,同样受功能制约很小。 所以,中国现代建筑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主要是“大屋顶” 和装饰与细部的民族形式的借用。 1959 革命历史博物馆 (它的门廊显然比人大会堂的柱廊更显中国式,所以后来被模仿的很多。) 四个采用中国传统屋顶的国庆工程: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无一例外地都采用相对不显沉重的攒尖顶。 1974 北京饭店新楼(现代高层建筑的型制,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的局部装饰:琉璃檐口,门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中国现代建筑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故然有其政治的背景,但建筑师出于民族情感是自愿地进行探索,且都具有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和传统文化的修养。所以,设计的作品形式地道,比例尺度把握较好,品味也较高。 为什么传统性和民族性的表达会集中体现在屋顶的形式? 事实上,不仅是中国传统建筑,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建筑最能体现其特征的也在屋顶。 * 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 秦 佑 国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无需表达的表达” 建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建筑,哪怕是刻意求洋的“欧陆经典”、“美国原版”,都脱不了“中国味”。 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实质是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而问题是: 是否需要表达? 如何来表达? 近百年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各种做法,未能令人满意。中国的房子盖了千千万,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和现代作品。当然原因并不全在(甚至主要不在)建筑师方面。 但,是摆脱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还是需要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才能使中国现代建筑立于世界之林? 建筑与城市的地域性、民族性: 从外来人看:可识别性 对内部的人:可认同性 斯德哥尔摩 巴黎 布拉格 北京金融街 建筑风格的混乱 内部认同性的丧失 在一个层面上要求多样化,则要求下一个层面各个组成部分具有内部“可认同性”和外部“可识别性”。如果各个部分又去过分强调“多样化”,即失去了各自内部的“认同性”,以至彼此之间丧失了“可识别性”,则上一个层面的多样化也就丧失了。 我国当前全国城市形象相似的症结就在于各个城市都过分“多样化”,失去内部的“认同性”,也就没有了“可识别性”。每个城市看起来都很“花哨”,总体看来却是“千城一面”。 当中国的建筑和城市丧失了内部的“认同性”,也就在世界上失去了区别他人的“可识别性”。 “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就是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百年的探索实质上也是这个问题。 中国(近)现代建筑始于何年,姑且不论。这里以19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作为行文的起点。这一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赔一两白银。每一场战争和冲突过后,冲突的双方都要作出调整,战败方调整可能大一些,战胜方调整可能小一些。 1900年以后,一方面清政府推行“新政运动”,废科举、兴学堂,旧衙门改新政府等等,这时学堂建筑(如北洋大学堂、清华学堂)和政府建筑(如大理院、陆军部、资政院)都采用西洋建筑形式,并扩展到普通民用和商业建筑,这个趋势在满清王朝被推翻之后继续存在。 另一方面,欧美教会吸取“民、教冲突”的教训,在中国加强“基督教本土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各地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形式,尽管设计者是外国建筑师。 1900年八国联军打败了清政府,事后双方都作出“调整”:满清政府推行“新政”,基督教本土化。 官民一心,力求改良,官工如各处部院,皆拆旧建新,私工如商铺之方有将大金门面拆去,改建西洋者。 传教士刚恒毅:“建筑术对我们传教的人,不只是美术问题,而实是吾人传教的一种方法,我们既在中国宣传福音,理应采用中国艺术,才能表现吾人尊重和爱好这广大民族的文化、智慧的传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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