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翻译史课件.ppt

* 现当代翻译家及其理论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的新纪元，也开创了白话翻译的新纪元，“五四”时期，译著骤增，文体解放，由小说的翻译而及于诗、散文、剧本、文艺理论等。语言从文言正宗转化为白话本位，接着，作为“五四”的逆流，又出现白话的新文言和欧化的语体文。鲁迅和翟秋白对翻译理论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翟秋白提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翟秋白抨击资产阶级的“宁信而不顺”，提出翻译是可以做到又信又顺的，并以校订的《毁灭》作为实例，连鲁迅看了也觉得可以承认是“译得更‘达’，也可推定为更‘信’”。 鲁迅在1935年写的《“题未定”草》里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鲁迅和翟秋白的论点，在政治上打击了文化围剿时普罗文学的敌人，理论上对翻译的性质和方法，翻译批评，和翻译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原则问题，做出许多建设性的贡献和发展，还附带阐明了“信”和“达”的辩证统一关系。 艾思奇1937年发表的《谈翻译》一文，在翻译文献了是不可忽略的。他以哲学家的头脑，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信达雅的关系，指出：“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雅’对于信就像是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扥不开的然而的第二义存在。”在他看来，信达雅不是并列的，而是有第一义和第二义之分。 朱光潜1944年写的《谈翻译》的文章，表述了几乎相同的观点---“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进步，语言发展，人们逐渐确认以‘信’为本，‘达’‘雅’居于从属地位，然而正本清源之下，其实发觉翻译也没有绝对的“信”。 林语堂1932年《论翻译》提出翻译应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即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这样一种三重标准，与严复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正相比符。 严复的“三难”说，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再次收到挑战甚至岌岌可危，但屡推不倒的原因就在于它概括了翻译工作的主要特点。郭沫若一直主张以严复的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在1955年答《俄文教学》的信里说，“三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在信达之外，俞雅愈好”。 傅雷1951年《高老头 重译本序》，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不在形似在神似。”于信达雅之外，标举神似，别树一帜。傅雷把我国传统美学中“传神”这个重要论点引入了翻译理论，把翻译提高到了美学范畴和艺术领域。传神说的体罚，标志着几十年来我国翻译事业的巨大进步，然而即使是对信达雅的一个突破，也仍未取代其地位。 当代几位知名的翻译家 鲁迅：“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 矛盾：意境说 傅雷：重神似不重形似 钱钟书：化境说 王佐良：新时期翻译观 杨宪益：忠实通顺，直译意译相结合，直译为主 许渊冲：新译论 鲁迅(1881-1936) 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鲁迅主张直译，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林语堂（1895-1976） 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林语堂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确的见解。林语堂认为以前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章，大多或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都是直接出于经验的话，未尝根据问题上的事实做学理的剖析。而他提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换言之，即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林语堂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立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