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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定性评价的方法 　 　　国外旅游资源的评价工作已有30多年历史。评价方法很多。从评价内容看，有单因素评价，如克劳（R·B·Crowe）用气候因子对加拿大西北部的旅游资源进行的评价；有自然要素的综合评价，如古德阿勒（B·Goodal）和惠特阿（J·B·Whittaw）对森林的旅游潜力进行的评价；有旅游容量的评价，如加拿大土地清查处对南加拿大两亿多公顷的土地进行的以容量为指标的旅游资源评价；有旅游需求——供给的评价，如费朗哥·弗·费拉里奥对南非旅游资源的供需评价。上述评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尽可能地将指标定量，而定性作为辅助因素。 　　旅游资源的评价尽管类型很多，但从总体来看，其方法无非有二：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主观评价就是指评价者在考察之后根据自己的印象和好恶所作的评价，一般多用定性描述的方法，由于个人意见的局限，常常带有主观色彩。客观评价又分为供给评价和供给——需求评价。前者指对旅游资源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后作出的评价；后者指在供给评价的基础上，进而对现实的和潜在的旅游者的需求（结构、类型等）作出调查，然后就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作出的评价。无疑，这种供给——需求评价对旅游规划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是最有意义的。由于它采用的是定量的评价方法，所以在客观效果上又优于采用定性描述形式的主观评价方法。我国旅游资源的评价工作开展时间不长，目前多侧重于定性描述方法，缺乏定量模型研究。今后应逐步由定性分析向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评价的指标体系。 　　近年来，笔者参加了河北涞水县野三坡风景区、北京市旅游资源调查和青海省旅游发展战略等评价研究工作。通过实践活动，总结出一套旅游资源评价体系，概括为：“三大价值”“三大效益”和“六个条件”： 　　1．“三大价值”的评估： 　　三大价值指风景资源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和科学考察价值。 　　①历史文化价值：属于人文旅游资源范畴。评价历史古迹，要看它的类型、年代、规模和保存状况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例如河北省赵州桥，外观很平常，但它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石拱桥，也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其它三桥是潮州湘子桥、山西娘子桥、福建洛阳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有较大的历史文物价值。类似这种例子的评价在我国还多得很。如“五岳名山”，“四大佛教圣地”，“四大石窟”，“江南三大古楼”（岳阳楼、黄鹤楼、腾王阁），“中国十大古刹”，“广东四大名园”（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萌山房、佛山十二石斋），“东北三大名山”（医巫闾山、千山、长白山），我国“文房四宝”（歙砚、徽墨、宣纸、湖笔），我国封建时代“四大书院”（嵩阳、睢阳、白鹿、岳麓），“我国三大民间年画”（潍县杨家埠木板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我国“三大古建筑群”（故宫、沈阳故宫、曲阜孔府），中国“四大回教古寺”（杭州凤凰寺、扬州先鹤寺、泉州清净寺、广州怀圣寺），中国“三大戒台”（北京戒台寺、杭州昭庆寺、泉州开元寺），中国“四大铜亭”（昆明、武当山、峨眉山、北京），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京杭运河、灵渠、都江堰），中国“古代四大名船”（沙船、乌船、福船、广船），岭南四大丛林（鼎湖山庆元寺、韶关南华寺、潮州开元寺、广州光孝寺），中国八大菜系（山东、四川、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福建、安徽），“河北四宝”（赵州桥、沧州石狮子、定州了敌塔、正定大铜佛），中国四大藏书阁（北京文渊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杭州文澜阁），“中国三大著名工艺品”（福州脱胎漆器、北京景泰蓝、景德镇瓷器），中国四大名雕（浙江青田石刻、福建寿山石刻、湖南菊花石刻、四川广元白花石刻），中国四大碑林（西安碑林、焦山碑林、黄庭坚碑林、闽南碑林），“江南园林三大名石”，中国道教“十大洞天”（王屋山洞、翻山洞、西城山洞、西玄山洞、青城山洞、赤城山洞、罗浮山洞、句曲山洞、林尾山洞、苍括山洞）等等。 　　除了这些在全国占重要地位的历史文化古迹外，许多风景名胜区还有不少题记、匾额、楹联、诗画、碑刻等，它们既是观赏的内容，也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如岳阳楼，只因宋代范仲淹写了一篇有哲理、有意义的《岳阳楼记》后，使这座江南古楼名扬四海，无人不晓。 　　可见，古迹的历史意义是评价历史文物价值的主要依据。我国公布的国家级、省级、地区级、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根据它们的历史意义、文化艺术价值确定的。一般说来越古、越稀少，越珍贵；越出于名家之手，其历史意义越大。 　　②艺术观赏价值：主要指客体景象艺术特征、地位和意义。自然风景的景象属性和作用各不相同。其种类愈多，构成的景象也愈加丰富多采。主景、副景的组合，格调和季相的变化，对景象艺术影响极大。若景象中具有奇、绝、古、名等某一特征或数种特征并存，则旅游资源的景象艺术水平就高，反之则低。例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