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第二次研读会记录.doc

「春秋繁露」第二次研讀會記錄 楊濟襄老師報告： 凌曙在《》《》……等廣大的義理，觀察《春秋》的是非，可以得到公正的法度，從《春秋》含蓄的文辭中，可以知道其包含的意義。 第三段是說明《春秋》與民情風俗的關係，因為《春秋》的道理就是奉行天道，效法古代聖明帝王的作為，執政者除了明辨事理的心之外，也要採取古代聖王遺留下來的治國到哩，才能安定天下。雖然天下的正道只有一種，但是表現的方式卻有很多，董仲舒也藉此發揮自己的君王思想，認為「王者必改制」但是董仲舒所說的改制不是改變先王施政的原理，而是在稱號、正朔、服色上作變更，以區別前朝。以音樂為例，「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制時，制禮作樂以成之。」以虞、夏、商、周四個朝代為例，舜、禹、商湯、周文王都是人民愛戴的君主，但是當時天下人喜樂的事情不同，製作出來的樂章也不同。「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可見董仲舒將「天」賦予人格化色彩，以及對鞏固軍權作了制度上的建立，董仲舒的儒家已不是純粹的先秦儒學，而是經由他的闡釋，結合了天人感應思想加以系統化的新的儒學思想。 鄭卜五老師則認為： （一）凌曙、蘇輿注釋的比較 凌曙是清初乾嘉時期江都人，蘇輿是清末宣統時代平江人，就時代而言，凌曙較蘇輿早，屬於十八世紀末漢學興盛、偏重考據的時代；蘇輿則是十九世紀初，受到鴉片戰爭等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之後興起的實學，思想上較偏重經世致用；就地理位置而言，二人的戶籍地江都、平江都位於今江蘇省境內，凌曙、蘇輿二人可能因地緣關係之故，兼之以清代考據學風影響，二人在《》余少好讀董生書，初得凌氏注本，惜其稱引繁博，義蘊未究。已而聞有為董氏學者，繹其義例，頗複詫異。乃盡屏諸說，潛心玩索，如是有日，始粗明其旨趣焉。《繁露》非完書也。而其說《春秋》者，又不過十之五六。然而五比偶類，鑒緒屠贅，尚可以多連博貫，是在其人之深思慎述。而緣引傅會，以自成其曲說者，亦未嘗不因其書之少也。余因推思董書湮抑之繇，蓋武帝崇奉《春秋》本田平津，董生實與之殊趣。生於帝又有以言熒異下吏之嫌，雖其後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呂步舒以《春秋》義治淮南獄，且輯用生《公羊》議，時複遣大臣就問政典，抑貌敬以為尊經隆儒之節耳。史公稱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響風。則當日朝野風尚可以概見。其後眭孟以再傳弟子誤會師說，上書昭帝，卒被刑誅。董云：「難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殆謂如孔子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耳。弘乃請漢帝索求賢人而退，自封百裡，是直俗禪位也。故史獨稱贏公一傅能守師法。當時禁綱嚴峻，其書殆如後世之遭毀禁，學者益不敢出。乃到劭公釋《傳》，但述胡毋，不及董生，階此故已。韻崇古學，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譏議，董書更何自存？是以荀爽對策，請頒製度分別；應劭撰集，中有斷獄之書。則知易代幸存，都未流布，今並此而佚，惜哉！非隋唐人時見徵引，則宋世且無從輯錄此書矣。雖真贗糅雜，而珍共球璧，豈不以久晦之故與？國朝嘉道之間，是書大顯，綴學之士，益知贊研《公羊》。而如龔自珍、劉逢祿、宋翔鳳、戴望之徒，劉宋皆莊存與甥，似不如莊之矜慎。闡發要眇，頗複鑿之使深，漸乖本旨。承其後者，沿訛襲謬，流為隱怪，幾使董生純儒蒙世詬厲，豈不異哉！ 《義證》之作，隨時札錄，宦學多暇，繕寫成帙。以呈長沙師，師亟取公錢刊行。舛駁疏舛，自知不免，惟通識君子，恕其愚蒙，匡其闕誤，則幸甚。宣統己酉十月，平江蘇輿敬識於宣武門內小絨線胡同寓廬。 蘇輿在自序中對自己著疏《義證》《義證》《》《》《義證》《》《》《》《》《》《》《》……」《釋文》云：「弒從式，殺從殳，不同。君父言弒，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卑賤之意，字多亂，故時復音之。」＜鹽鐵論＞：「威厲而不殺，殺音弒。」＜石經＞：「弒作試。」蓋古通用也，今則昉《釋文》之例，弒殺二字，每別白言之。 凌曙在對「弒」、「殺」二字舉了許多古例，說明二字之不同，認為此處以臣弒君，當作「篡弒」，而非「篡殺」。蘇輿注只云： 凌曙云：「當作弒。」案：弒、殺，一字兩讀，殺君作弒，由後改。 蘇輿認為「殺」、「弒」本意是一樣的，後來的人將殺君這種特殊狀況以「弒」稱之，所以才使得「殺」、「弒」二字稍有分別。但是蘇輿並未舉古書為證，說服力較弱。 另外，在「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下，凌曙注云： 師古曰：「簡，謂簡於仁義也。」 凌曙強調的是執政者本身就應修養的品格，執政者以仁義行天下，以仁心待人，以道義行事，自然不會淪落到困窮的地步。蘇輿注則云： 上無禮，故曰治簡；左右無賢，故曰無救，夫得賢猶足補失禮之 ，為治者可知所務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蘇輿認為「簡」不是「簡於仁義」，不是執政者本身待人處世上的人格特質，而是「無禮」，失去了應有的規矩制度，是由內心不正表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