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农民负担卡“走进”十七大.docVIP

14年农民负担卡“走进”十七大 　　今年9月18日，湖北监利村民朱建华把他收存的从1993年到2007年整整14年的农民负担卡与税费收据，托付到新沟调研的湖北省省委的同志寄给了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请俞书记帮忙一定要带去北京，带进17大。 　　 　　因为有相当现代化的订单农业加工企业的支持，湖北监利县新沟镇看起来有些像一个小县城。而从镇上到交通村的路，仍然并不好走。 　　9月28日，一辆装了七八麻袋棉花的农民板车，在乡村路上吱吱哑哑地走了很久。监利县综改办的谢申高看着那辆板车，微有喜色，“按照现在大概2.9元到3元一斤的棉价，这个农民的一板车棉花大概能卖5000到6000元钱。” 　　到了交通村8组村民朱建华的家，他正在白田(旱田)里摘棉花。如果在棉花的花季来，可以看到一田野的绚丽，因为棉花的花，有着七彩的颜色(除了绿色)。朱建华的父亲正坐在门口，从一大箩筐完整折下的棉铃里摘棉花出来。 　　朱建华，湖北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8组村民，40多岁，高中学历，曾经在广州等地打工。今年9月18日，朱建华把他收存的从1993年到2007年整整14年的农民负担卡与税费收据，托付到新沟调研的湖北省委的同志寄给了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请俞书记帮忙―定要带去北京，带进17大。 　　9月25日中秋节，俞正声给朱建华回了信，说朱建华14年的负担卡是一份“珍贵礼物”，也是“一份珍贵史料”。 　　 　　谁为农民代言 　　 　　监利县是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蹲的点。新沟镇财政管理所谢作德说，他早先听说过多次俞正声和谁都不打招呼、直接下监利蹲点的事情，而他自己也竟然直接遇到两次。一次是在一个镇企业，一次是在一个村子，谢作德在那里办事，没想到就看到了俞正声。谢作德说，虽然早先听说过，但第一次真遇到，他还是有些惊讶，心想那不是俞正声么，但旁边没有什么镇上、县上的干部。 　　 　　湖北省监利县是农业大县、鱼米之乡。但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多年间，由于被沉重的负担压得不起腰，监利农民曾经大量弃田抛荒。江汉平原，也曾经一度成为农村干群矛盾相当尖锐的地区之一。也许，这正是俞正声选择监利作为蹲点??的原因。 　　而监利县农民的经历，也确实是过去15年中，中国农民群体命运的一个缩影。据湖北省委的人士介绍，“监利农民负担最高的时候是3.8亿元，2007年负担是3300万元，而国家今年发给监利农民的‘三项补贴’是1亿元。” 　　新沟镇交通村8组的朱建华告诉记者，从1993年起，因为发现家里面总是入不敷出，田似乎越种越亏，他就开始给家里建账本，收集所有的负担卡、税费票据。那时他“农忙时在家帮忙，农闲时就出去打工，但家里还是欠下了村里的债”。而有些村民，曾经因为欠费“去上学习班”。 　　而且，当从事农业入不敷出、不能成为最后一条路时，农民打工同样根本没法选择，所以才有人被欠薪老板钻了空子。朱建华说，他90年代在广州的工作在农民工里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生活很苦，他记得省吃俭用，“半年也才攒下1400多元钱”。尽管如此，打工也仍是非去不可。 　　2002年，国家终于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有高中文化的朱建华学习了政策，感觉到今后种田应该是有盼头的，于是在那一年，朱建华“向镇上的信用社以农业生产经费的名义借了一年期贷款，一次性还清了对村子的所有欠款”，并且“在半年后归还了农信社贷款”。 　　到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且开始发放种田补贴，监利农民回乡争田、抢田种的现象开始出现。朱建华在2006年也开始租种别人的田，现在他种了20多亩田，并且由于种植经济作物棉花，朱建华一家去年的收入“有3.5万元，家里也买了农用车”。 　　当农业可以成为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农民工的境遇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农民开始有了选择的机会。朱建华说，“现在村子里在外面打工的，有的一年可以攒下万把块钱。”而赚钱，也许不再是打工唯一的目的。朱建华说，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广州打工，大儿子的情况好，小儿子刚开始一个月只得四五百元，为了“怕儿子学坏，也想他继续在城市里受锻炼”，朱建华去年还曾经在农村给在城市打工的小儿子寄过生活费。而现在，“小儿子打工的情况也好起来”。 　　湖北省委的人士介绍说，查看朱建华14年的农民负担卡和税费票据，可以看到：朱家一家5口人，责任田是49亩。2000年他家每亩责任田的实际负担是30906元；2006年，朱建华家的总负担包括一事一议筹资75元，农业排涝水费54元，投工投劳折资100元，据实收取项目73元，共计302元，如果再把国家发给朱建华家的“三补”资金157元“抵冲”，2006年朱建华家每亩田的实际负担为29.39元。 　　而监利农民生活的变化，还有两组统计数字可以作为记录，2002年监利农民平均纯收入2100元，2006年是3300元。2002年监利县居民存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