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期对日政策调整若干因素研究.doc

1950年代中期对日政策调整若干因素研究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内因和外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对日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提出了同日本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愿望，制定了对日外交的总方针和具体政策，为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对日政策 调整 原因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曾有过一次重大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对仇华的日本吉田政府、中断两国间政治关系转变为愿意同日本恢复正常关系，进而采取了一系列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措施。笔者对影响中共调整对日政策的若干因素分析论述如下： 一、中国需要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反对由美国主导的片面对日媾和，反对美国长期占领和重新武装日本，反对非法的《日台条约》。在揭露和抨击美国的对日政策的同时，也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错误做法给予严厉谴责。其次，采取将反动的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政策，与反共仇华的吉田政府做坚决斗争，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建立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再次，在中日间政治关系中断的情况下，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关系思路，利用民间渠道，大力发展同日本的民间外交，促进中日关系早日实现正常化。 对日外交作为我国总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政策的调整必然要根据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调整而调整。朝鲜战争结束后，面对趋于缓和的国际环境和东亚局势，我党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国内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来。如何创造一个和平的、稳定的、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周边与国际环境，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p160，首先就是要维护远东地区与世界和平。中共认为，中日关系是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要从战略高度来思考和处理中日关系。 因此，“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2]p92 ，“中日两国间正常关系的建立，将有助于增进远东和平与中日两国的和平共处”[3]。基于这种外交思想的指导，周恩来在1953年9月28日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指出，“我们是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希望中日两国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真正能够共存共荣”。[4]p116-11810月29日，郭沫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团长池田正辅之等一行时，提出如果日本能断绝与台湾蒋介石当局的关系、摆脱美国追随者的地位，成为和平、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国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可以建立与发展，而且中国与日本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也是可以考虑的”，“中国人民愿意……和日本人民一道为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努力”。[4]p120 中方明确向吉田政府和日本人民释放了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信号，并提出了实现正常化的基本原则。 1954年6月，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适用于广泛的国际关系中，应作为各国平等交往的准则。8月3日，郭沫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时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日本政府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中日两国关系。[4]p14310月11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时强调，“我们和日本也同样可以根据这五项原则来承担彼此义务”，还说：“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们就承认吉田先生代表日本……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2]p91-92郭沫若和周恩来的上述讲话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已开始出现调整，改变以往视日本政府为“反动派”“卖国贼”的态度，承认吉田内阁可以代表日本人民，吉田内阁也不再是中国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中日关系的重要目的首先是要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其对日政策由占领初期的惩罚和遏制转变为武装和扶植。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5]p121。既然日本对美国的亚洲战略意义重大，如果能够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美日同盟就有可能陷于分裂，美国对中国的封锁自然会归于瓦解。其次是要建立一个反美联合阵线。如上文所述，中国的对日政策在1954年前后发生了转变，从打倒美日反动派转变为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这种转变客观上是基于反美反帝、争取“中间地带”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1954年8月24日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提出，美国的目标“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1]p159。12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