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演进和思索.doc

90年代以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演进和思索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作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被推上历史舞台的。运用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对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演进进行系统总结，在分析取得的成功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今后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发展方向及在发展中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不仅对于足球体制改革本身，而且对于推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体育体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摸索筹备阶段（1992―1993年）。1992年1月，国奥足球队在争夺巴塞罗那奥运会入场券的比赛中，上演“黑色三分钟”，最后9分钟被韩国队连灌三球，输给对手，失去小组出线权，在全国上下引起极大震动，由此引发关于中国足球出路的大讨论。部分有识之士提出了走足球职业化的道路。而职业化是目前最好的方法，其具体方法与措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足球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与问题。但对职业化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职业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等，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使不少心存顾虑，害怕搞职业化、俱乐部，会被扣上资本主义帽子的同志放下了包袱，统一了思想，从而坚定了走职业化道路的决心。 1992年6月下旬，在北京红山口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史称“红山口会议”），这次会议在足球改革的方向、目标、步骤、体制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确定了以足协实体化和组建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中心的足球改革构想，足球正式成为神话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红山会议之后至1993年，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足协多次组团到欧洲的意大利、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典等足球强国对足球的现状以及足球协会机构设置、组织管理、俱乐部的结构及运行、职业联赛的状况、国家队的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考察、交流、学习，初步了解了国外职业足球的运作和经营管理模式，为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做积极准备.在此背景下，1993年，上海、大连、北京、广州、天津、江苏、武汉、成都等八个足球试点以体委和企业联办的形式建立了职业足球俱乐部。同年10月份，中国足协在大连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退出了包括第一份有关足球俱乐部的文件《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章程（草案）》在内的一系列足球改革相关文件，制定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为足球职业化改革做了制度上和规划上的准备。 二、具体实施阶段（1994―1998年）。经过1992年和1993年两年的摸索和筹备，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框架已基本形成。1994年4月27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于成都正式拉开了序幕，并一炮打响，取得了轰动效应。从1994年到1996年三年的市场运作，足球市场的火爆让市场人士、企业界、管理部门感到意外的惊喜。虽然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在1997年赛季平均每场观众人数有所下降，但1998赛季各赛区均采用了多种激活球市的措施后，观众人数于赛季后半期开始回升，1998年甲A足球联赛观众总人数达388.3万人次，平均每场2.335万人，1998年创下了甲A联赛历年观众总数之最。以四川全兴主场能容纳4万名观众的成都体育中心为例，1994年―1997年四个赛季几乎场场爆满，仅门票一项，俱乐部每年可收入千万元以上。四川球迷创造了提前一周等候购买门票，包车、船、飞机随全兴队赴客场助战等奇观，成都体育中心成了我国球市最红火与最具有代表性的竞赛市场之一，全兴主场观众总数5年来（1994年―1998年）共达200万人次。在实行职业化的最初几年里，类似成都赛区足球市场火爆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也较为常见。 三、逐步完善阶段（1999年至今）。进入1999年以后，许多以前已经出现苗头，但被“虚假繁荣”掩盖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开始凸现出来，使足球职业化进程面临着严峻考验。这些问题有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违背了改革初衷。归纳起来，问题主要有：一，近年来联赛质量相对有所下降，观众不断流失，有时甚至出现场上观众不足千人的萧条景象；二，俱乐部相关产业开发不力，或无法开发，经营十分困难，出现大面积亏损。国外足球产业开发可谓登峰造极，所有生活用品皆在其开发之列。在中国，除中国足协下属的福特宝公司及上海申花俱乐部稍有动作之外，其他俱乐部彻底忽略了这一巨大财源。在俱乐部冠名权开发方面，各俱乐部标价一般在1000万―2000万之间，但能成交的大都是副冠名，所以价格上打了很大折扣；球衣广告在400―600万之间，一般尚能成交。 诸多问题，使联赛前景不明，直接导致联赛贬值，2003年甲A联赛总冠名所获赞助仅500万美元，不及往年一半。出现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足协“官本位”工作作风，“家长制”管理体制成了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的最大绊脚石。中国足协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在中国足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