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来》中华美父亲形象重建.doc

《向我来》中华美父亲形象重建 　　摘 要：在2008年出版的小说《向我来》中，伍慧明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华裔父亲形象。这位父亲既不是华美作家赵健秀笔下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硬汉，也不是汤亭亭一类作家作品中“失声”或“缺席”的弱者，而是一位集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的真男儿。 关键词：《向我来》 伍慧明 华美父亲 对父亲的刻画是各民族文学共同的母题，华裔美国文学也不例外。由于对华裔美国身份的不同见解，华裔男女作家采用不同视角建构父亲形象，总体上呈现两种趋势：英雄主义和女权主义。与之相应，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不是英雄式的就是失语的。然而，伍慧明成功避开了这一怪圈，她独辟蹊径，以还原华裔美国人的真实形象。《向我来》中的杰克是一位汲取中国传统美德铸就强大内心的父亲，一位真正的铁血男儿。 一、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传统父亲形象 在整个华裔美国史上，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使中国男性饱受“被女性化”、“被阉割”的耻辱。华人早期移民中的90%是男性，由于受到《反异族通婚法》和禁止华工妻子入美等相关法律的双重制约，这些移民被迫聚居在“单身汉社区”的唐人街。娶妻生子、妻儿团聚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与他们遭受的诸多不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们为美国所做的种种贡献。 早期移民的汗水挥洒在美国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修筑铁路、淘金、农场种植园劳作，他们对于美国西部大开发和国家早期繁荣功不可没。很讽刺的是，对于他们的种种付出，种种辛劳，美国主流社会视而不见，甚至极力否认。华人被驱逐于主流社会之外，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缘人”。在白人眼中，华人是一个低劣无能的少数群体，他们只配干些下等体力活。餐馆服务员、洗衣工、招待所伙计、佣人，这些历属女人的工作成了许多华人男子的唯一生计。而美国主流文学中，华人男子往往被硬生生地盖以温顺、胆小、服从、被动、勤快、谦虚的刻板印象。整个中华民族，也被描述成了缺乏男子气概的民族。赵健秀指出，各种种族刻板印象大体归为两类：可接受类和不可接受类。不可接受类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其难以控制，而可接受类之所以可接受在于他们易于掌控。如此荒谬的分类，完全基于白人一己之利，种族主义分子的狂妄自大一览无余。 主流地位得以稳固时，“种族主义的爱”便施恩于顺服的民族，一旦构成威胁，“种族主义的恨”如暴风雨突至，“不听话”的民族面临灭顶之灾。赵健秀认为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被归为“阳刚”的一类是出于“种族主义的恨”，相反，华裔美国人因“种族主义的爱”成了柔弱刻板印象的目标主体。“种族主义的爱”通过将华人视作无性的、无能的来否认华人的男子气概，以此强调白人的男子气。为消释这一种族偏见，一些华裔美国男作家从中国英雄传统中汲取力量，塑造华裔硬汉形象重树华人雄风。赵健秀将战神关公视作英雄榜样，认为强悍有力、斗志昂扬、有仇必报、热情好战，这些才是理想的华裔男性特征。只有具备这些特征，安静、被动、顺从的东方男仆的种族刻板印象才有望被消除。“赵健秀认为真正的中国文化是英雄主义，这也正与他反抗华裔美国人遭美国殖民话语阉割相适应。”[2]然而，他极力倡导的这些特征与西方主流社会的家长制文化不谋而合。“通过赞颂男子气概来反驳柔弱刻板印象只会让家长制根深蒂固。”[3]“虽然赵健秀、徐宗雄、李健孙等华裔男性作家深受中国文化吸引，执著于追寻华裔美国男性的父系英雄传统，但他们对现实中被强势话语阉割或白化的华裔美国血缘之父缺乏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对中国主流文化所认同的儒雅、飘逸、有着强烈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感的中国父亲形象也不屑一顾。他们所追寻的精神之父的精神实质还是美国的；其塑造的好战的关公、嗜血的李逵等父亲形象，大大扭曲、背离了中国文化传统，无形中还是套用了西方男性气质的范式。”[4]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所指涉的不仅仅是在战场奋勇杀敌、所向披靡的战士，还有周瑜、诸葛亮等智力超群、有情有义的谋略家。他们凭借自己的睿智、远见和博学克敌制胜，丝毫不逊色于厮杀战场的勇士。中华文化中的英雄并不单指一类人，与强悍有力相比，中华文化中的英雄传统通常更重仁爱，而且强调亲属关系、朋友关系胜过个人权力，因此华裔美国作家所创作的英雄人物并非对英雄传统真实而全面的反映。另一个作家群体，以汤亭亭为代表，指责赵健秀的华裔美国沙文主义倾向，视他为“厌女症者”，理由是他重建的英雄传统以牺牲女性的利益为代价。“适女权主义之需，汤亭亭、谭恩美、贝丝” [2] 然而，她们主张的女性主体性也是以牺牲华裔男性为代价。连女性主义批评家张敬珏也这样认为：“在华裔美国文化领域，不深入研究华裔男性遭受的阉割史，不面对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激进反应，最重要的是，不消除东西方文化中顽固的男女二元对立思想，是不可能处理好性别问题的。” [3] 出于报复，汤亭亭让自己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要么失语要么缺席。她对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