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报》――辛亥革命催化剂.doc

《大江报》――辛亥革命催化剂 　　【摘 要】本文将研究点选在《大江报》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上。从地域、宣传对象、宣传手段以及两篇惊世文章这四个方面，分析此份报纸在武昌首义参与者湖北新军中的作为，得出《大江报》可以称作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催化剂的这个结论。 【关键词】《大江报》；辛亥革命；詹大悲；催化剂 一、研究源起 《大江报》是辛亥革命前夕武汉地区最为轰动的一张报纸，与辛亥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是历史还是今人，对它评价都颇高，可惜的是没有原件保留让我们一窥真面目。也正是因为资料多是间接资料，鲜有一手原件，多是当时人的转述和回忆，难免掺杂个人感情和偏好，尤其是革命人士的资料，会有夸大拔高嫌疑，因此此次选择这份报纸作为研究对象，意在探讨它在辛亥革命这一扭转中国命运事件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二、《大江报》介绍 1911年1月1日，汉口的《大江报》由詹大悲创办，并自任总经理和总编辑，湖北著名革命党人宛思演、黄侃、温楚珩和何海鸣均参与编辑工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文学社机关报。该报前身是《大江白话报》。在他们的主持下，这张报纸成了文学社鼓吹反清革命的主要舆论阵地，其“日著论攻刺时政，鼓吹革命不稍讳” i，影响甚广。诚如该报总理胡石庵诗云：“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ii因此颇为清政府所仇视，湖广总督瑞“派探索捕党人甚急，于《大江报》尤忌视” iii。《大江报》标榜“增进人群道德，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 7月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文曰：“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让之意。国民不甘，伏阙上书，不足以动政府，有时大张联合之雄风，倡言种种不承认、不纳税之要挟，然亦藏头缩尾，其和平更甚于政府之对外人。” iv随后于26日，又发表黄侃（发表时笔名“奇谈”，原名季刚，，同盟会成员之一，后师从章太炎）所作的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其文曰：其文曰：“中国情势，事事皆视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杂，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剧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 v此文深受革命人士欢迎。8月1日，湖广总督瑞潋借口”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下令查禁《大江报》，詹大悲以及副编辑何海鸣等被拘，詹、何均被判一年半徒刑。 三、辛亥革命爆发前《大江报》的作为分析 1.辛亥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环境特殊。内忧外患，走向衰亡的清政府无力扭转颓势，滑向死亡的深渊，民族存亡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反抗黑暗无能的统治力量暗流涌动，愈演愈烈。以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为代表的改革派沦落为保守分子，这一类人以国家精英的身份出现，强调国家政治机制的改良，虽然也强调社会基础力量的改造，但是他们大多认为民众愚昧无知，民智有待开发。相比之下，孙中山等人则更多是以社会精英的身份出现，自认为是社会智识阶层，鉴于救亡图存的压力，革命者的政治宣传侧重向“不知不觉”的基层民众灌输民主、共和的学理vi。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占据舆论上风，革命团体迅速发展，筹划革命推翻清政府。而地处南北交汇的武汉革命思潮剧烈涌动，远离政治中心让其有发展空间，交通便利交流频繁提供了思想碰撞积聚的机会，作为后期洋务建设的中心地区，武汉经济的增长，政治风气尤其是在张之洞的管辖治理下渐浓，文化繁荣，九省通衢的中心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风暴眼。《大江报》的两篇奇文分别于7月17日、7月26日发表，8月1日报关旋即被查封，引发社会震荡，表明中国内陆交通网络中心的武汉已经在思想上出现了空前的骚乱，革命必然会发生。 2.特殊的读者对象――湖北新军中下层士兵。辛亥革命起于武昌，起于湖北新军，继而扩散影响到全国。这里落脚到一支最直接的起义发源地和参与者，就是湖北新军。《大江报》主事者詹大悲认识到，军事力量是推翻统治进行革命的有力保证和凭借，不可或缺。vii “《大江报》发刊后大胆敢言，凡有武汉官厅各种黑幕无不尽情揭露。社论亦措辞激烈，痛斥一般贪官污吏为奴才走狗。尤以对新军内部一切不法和贪污舞弊以及减发服装等事，一经士兵到社申诉，即予以详细登载，痛加抨击。又征得黄花岗诸烈士遗文遗信，印成单行本，附报分送。” viii以湖北新军中的士兵为读者对象，“其对象都是士兵，不要官长参加”ix，宣传鼓动，积极响应他们的需求。1903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大批读书人向上的道路被阻死，只好另谋他路。家境好的可以选择出国留学，多数贫寒学子应征入伍，恰逢当时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军招募士兵时要求“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