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所体现人生存困境.doc

《生死场》所体现人生存困境 　　【摘 要】作为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所要表达的感情是复杂的。历来学界对它的定位不一，国民性批判、抗日文学、女性主义，但这些只是作为文章的一个层面，在文中更为深层存在着的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与悲悯。 【关键词】病态隐喻；动物性；生存困境 《生死场》最初创作于哈尔滨，完成于1934年的青岛。在1935年出版时由鲁迅为其作序，胡风为它作跋，使萧红一举成名、蜚声文坛。 在这部描写东北乡村人民的生存状态的小说中萧红表达了十分复杂的情感：对国民性的批判，对女性不平等待遇的抗争，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但是表现最深刻、始终贯穿文本的是她对人的生存境遇、生存方式与文化形态的关注，对人生存困境的悲悯。 在《生死场》中极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疾病隐喻，小说中有着为数不少的“非常态”的人。这些人或者身体残疾，“屁股向后面斜着，跌出一定的角度来”的二里半；“生不出磷膀来，只有印就的麻痕”的麻面婆；“走路时两腿膝盖远远地分开，只脚尖向里勾着，勾得腿在抱着个盆样”的孩子；或是智慧缺失，在六月去柴堆找羊，将自已菜园里留种的倭瓜当成别人家的偷偷摘走还颇为自得的麻面婆；亦或是疾病缠身的人，就像是打鱼村最美的女人月英，“她患着瘫病”“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 这些病态的描写是萧红将存在于东北这个小乡村的某种真实的丑陋与病态加以变形、放大的结果，通过病态的生命我们隐约的可以感觉到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息几乎笼罩在所有的民众身上。这些村民，他们虽然活着，却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他们创造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 是一种畸形、停滞、病态的文化。这种病态的文化生态，反过来又不断地将人之为人的东西剥蚀掉，从而把人类引向一种更加愚昧、麻木的非人、病态的状态。 在对人的生存方式与文化形态的病态性作出批判的同时，萧红也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人的动物性――人最原始、最本质的特征。 小说中二里半的家庭被作者有意地丑化：跛脚萎缩的男人、麻面愚蠢的婆子、罗圈腿的孩子，麻面婆平时说话喉咙里像发着猪声，生气时面孔像马脸一样长，喊叫像牛，行走的时候像母熊带着草类进洞。他们是如此地卑微，以致当麻面婆经过留着根的麦地时，就像“微点的爬虫在那里”。他们是人又非人，他们只有着人的躯壳，他们不具有人的尊严，只能像动物一样地生生死死：金枝怀孕之后，在巨大的痛苦和恐惧之下，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自己仿佛是米田上的稻草人；王婆沉浸在对女儿惨死的往事的回忆中，因伤心过度而“脸纹发绿，眼睛发直，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宛如猫头鹰一般，在闪电的照射下，像一个兴奋的幽灵”；久病瘫痪在床的月英“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在炕上生产的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爬在那里”；而辛苦劳作的女人在乡村的夏季显得更加贫瘦，“和耕种的马一般”；死了儿子的寡妇与三岁的小孙女菱花一起吊死，在梁上“并排悬着，高挂起正像两条瘦鱼”。 这些将人与物或是动物进行类比的描写，不仅暗示了人的形体丑恶和精神麻木，更指涉了人以动物的方式支配自己生命的悲剧，揭示人的非人性，人的动物性，而与人生理上的动物性对应的是人在精神上的贫弱，像动物一样失去自身的主体性，麻木的生存，这无疑显示着人已经丧失了人之为人的重要部分。 王婆是小说中一个非常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因为生活的不幸，嫁过三个丈夫，有过三个孩子。在他的丈夫赵三和镰刀会的成员打算联合起来反抗地主的加租行为时，王婆做出了迥异于其他农村女人的近乎英雄性的举动，她为赵三找了一只洋枪。这可以看成是王婆对于当时赵三对于地主加租的某种反抗。从这之后“赵三对于他的女人慢慢地感到可以敬重！”可是在王婆自杀之后，将死未死之时，“赵三用他的大红手贪婪着把扁担压过去。扎实的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间。”然后命人将王婆装在棺材里，人的生命在这里不值一钱。自杀风波之后，王婆显得消沉的多了，从此她也没有再做过什么异于常人的举动，但是她的反抗精神还是存在的，存在于她的女儿身上，但女儿最终死于抗日的战场上。至此王婆的三个孩子都死了，一个是被自己摔死的，一个是做土匪死在官府的手里，一个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最终她的血脉在这个世界上彻底的消逝，也就象征着她身上所具有的反抗精神最终消失殆尽。反抗着命运与社会的人的结局是死亡，而那些麻木的人却仍浑浑噩噩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另一种反抗就是离开这片土地，寻找新的：“乐土”。这就不能不提到《生死场》中对人的归属问题的思考。 这部小说设定的环境是距离哈尔滨城很近的乡村，这里的人虽生活在乡村但与城市间进行较为频繁的互动，村民会去城市里卖菜、卖粮食，从城里带回一些新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