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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史探究开拓和创新 　　摘要： 《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以16～19世纪中国出版业为研究对象，以丰富的史实和细致严密的论证，提出明清出版史系列问题的新认识。突出明清出版史专题与个案研究，所论皆属开拓与创新问题。本研究着重论述《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一书的开拓与创新两方面。 关键词： 《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 明清出版史 开拓 创新 章宏伟教授《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一书，以16～19世纪中国出版业为研究对象，除序言、自序外，全书共收专题研究论文15篇58万多字，分“明代出版的新认识”“《嘉兴藏》研究”“清代满文出版研究”和“近代出版研究”四大系列。书中通过极其丰富的史实和细致严密的论证，提出了明清出版史系列问题的新认识。突出明清出版史专题与个案研究，所论皆属开拓与开创性问题。蒙作者惠赠大作，捧读之后，深感其取材新颖，视野开阔，史料翔实，用笔独到，特点良多，特别体现在开拓与创新两方面，现撮述如下。 一、创新 中国出版史必须研究各历史时期出版活动的发展规律，其研究领域除了出版活动发展演变本身以外，还要研究不同时期出版事业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及其变化情况。通读全书，感到《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最大的创新是用大量的史实和研究创新揭示了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的历史迹象。如第一组论文“明代出版的新认识”中，有《论明代杭州私人出版的地位》《明代科举、党争与出版业的关系――以汤宾尹为例》《胡正言十竹斋的版画艺术》《毛晋刻书活动考论》等论文。 首先对明代杭州私人出版业作了全面考察，指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出版重地之一，但已经丧失了全国出版的领导地位”这个学术界的普遍认识有问题，特别统计出明代杭州府私人出版机构至少在223家以上，说明“杭州书籍商品的大量生产，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商品的生产中心”。认为明代杭州私人出版业繁荣的条件诸多，如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刻书材料的充足、成本的低廉、技术优良等优越的出版条件，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因素和科举教育用书的增加，为明代杭州私人出版业提供了充足的市场需求，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生产中心，在全国书籍流通市场中仍占首要位置。其次通过对汤宾尹案例研究，探讨明代科举、党争与出版，以及出版商与文人之间的关系。汤宾尹在中举当年便开始编书生涯，后来无论在官还是在野，一直与出版业及出版商有密切关系。以往学术界探讨书坊刻书，都否认文人与书商的关系，认为是书商之伪托，作者认为“文人与商人的关系，到明末这个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社会开放的时代，也进入一个新时期，文人从事经济活动，赚钱。文人与商人交往的现象相当突出”。汤宾尹就是这个商业性社会中知识分子所扮演角色的典型代表，一方面热衷于官场争名，一方面热衷于商场争利，内心深处又不乏隐藏与世隔绝探道空虚之志愿。再是通过对胡正言案例研究，认为明代末年流寓南京的休宁人胡正言（1580-1671）是一个大胆革新的艺术创作家和出版家，创“?版”“拱花”套印技法，印制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开创古代套色版画的先河。此外，在《毛晋刻书活动考论》中，作者论述毛晋刻书是明末清初私人刻书和商业出版中最杰出的代表，其刻书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以及他之后独立经营刻书的出版家，在当时以及对后世影响很大。 毫无疑问，明中叶之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对传统出版业转型的开启产生了推动作用。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唯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如果说明初是出版业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创新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开启的条件和标志。 二、开拓 中国出版史是编辑出版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下属学科有图书史、报刊史、编辑史、印刷史、发行史、装帧史、翻译史等，有的分支学科基础雄厚，有的分支学科刚刚起步，还有的领域至今仍是未开垦的荒地，对诸多新问题新个案的开拓性研究是《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以下系列个案的开拓研究上。 1. 毛晋及其刻书研究是第一项重要的开拓性研究。自万历晚期至清顺治刻书四十多年，毛晋刻书600余部，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等经史巨制，有《六十种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重要总集，有《群芳清玩》《山居小玩》等类书，有《津逮秘书》等大型丛刊。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启、祯年间，汲古之书走天下。”清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说毛晋：“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