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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素质教育和美国通识教育比较 　　摘 要：美国通识教育与我国文化素质教育同是为了应对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为人才培养提供新标准、新方案，但二者又有显著的不同：前者一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传承着古希腊自由教育的核心追求，而后者的理念则在近代以来有过断裂；前者着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人文视野的扩展，而后者过多关注政治理论教育和技能培训，由此造成二者在课程深度上的不同。 关键词：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美国教育；中国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1-0078-02 文化素质教育在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面对这一情况，我国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1]。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的提出源自博德学院的帕卡德 教授（A.S.Parkard）1829年在《北美评论》上的撰文：“我们学院预计给青年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comprehensive）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2] 由此可见，人文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都是针对大学教育中过度专业化的弊端，试图给予大学生专业教育的同时提供更广阔的文化基础。可以说，二者的理念是共通的，但二者的现实发展情况却大为不同。通识教育现已成为美国本科教育的一大招牌，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也有十余年，但却显得呼声高、实操无力。那么，二者究竟有何差别，造成了如此不同的境遇？ 一、教育理念的传承与断裂 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已提出“教人以美德”、“培养自由人”的教育思想。哲学是理性智慧的代名词，七艺是全部的教学内容。自由教育强调心智的训练、理性的培养。1828年耶鲁大学发表的《耶鲁报告》可以视为自由教育最后的捍卫书。该报告敌视实用的职业技术课程，认为大学的目的在于提供心灵的训练和教养，而古典文雅学科则是最佳选择。但这样的自由教育显然无法适应科学发展、知识爆炸及时代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的一些理念，重新调整了大学的课程安排，成为现代美国高校的选择。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一书阐释了通识教育的目标，即培养学生有效思考的能力、沟通的能力、判断的能力、对价值的认知能力。1979年发表《哈佛大学关于核心课程的报告》（Harvard Report on the Core Curriculum），明确教育目标是“培养一个有教养的人”，从中可捕捉到自由教育的影子：对理智的推崇、对思维能力的培养。 我国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培养君子的教育目标，“六艺”、“六经”的教育内容中体现着朴素的素质教育思想。至宋代书院时期，发展成为与官方应试教育相对的、思辨的教育哲学。至近代，伴随国家政权体系的更替和文化领域对传统批判的同时，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洗礼的学者对国外教育思想的引进。王国维1906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提出的德智体美全人教育的主张，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直接践行了其从美国借鉴的通识教育。蔡元培时期北大也十分注重人文教育，蔡本人亲自开设美学课程，并请来梁漱溟等学者任教[3]。也就是说，在近代中国， 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通过一批学者的引进与推动仍在中国高校发挥着重要作用。到1952年，我国为加快适应国内经济建设，模仿苏联模式，对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加改革，经过院系调整，许多高校被拆分，转向大力发展工科院校，综合性院校明显减少，且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此后，我国高等教育完全转向苏联的专才教育培养模式，通识教育的思想被历史掩埋。 从上述历史梳理中可以看出，美国大学一直传承着通识教育的理念。反观我国，素质教育也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近代国家动荡之中教育无法保持基本的独立与稳定，积淀千年的传统理念也可以被瞬间淹没。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一批精英学者的召唤下，素质教育才被重新拾起。学者张楚廷曾发问，如果说在1978年以前无法提出人文素质教育是可以理解的，那为何这种诉求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出它的声音[4]？或许就是中国大学缺乏这种自我觉醒的意识和动力。只有大学内生的教育理念，才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更重要的是，一经历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