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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特殊路径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一 中国古代先人曾说：“学于古训，乃有获”。又说：“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尚书 根据历史记载，在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先人们已对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尚书“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夏康的弟弟劝说夏康所作的诗歌，其意是说民众是国家的根基，要求夏康在治理国家中，必须敬民、重民、爱民、修善德行，敬重民众的力量，根基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夏康是禹开始而由?接续之后夏王朝的统治者太康。对于上述记载，史学家曾有不少人怀疑，以为《古文尚书》有些篇章是后人所作，不足为信。但笔者认为，如果把此记载与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国文明路径一并考察，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记载是真实可靠的。 《尚书》中提到的“皇祖”特指前文明社会即原始社会时期，由氏族血缘关系部落组成的原始公社首领尧、舜、禹，也就是后来先秦时期“法先王”即政治上效法的先王。“有训”是指“皇祖”关于敬民、重民、爱民的教训。“民惟邦本”是将民众看作国家的根基，必须修善德行，敬重民众。 众所周知，夏王朝是由前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而建立的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实现了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飞跃，为什么夏王朝还要执行原始公社首领的教训呢？很显然，这不是史家的臆造，而是中国文明起源所走的特殊路径所决定的必然。世界历史一再表明，文明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所走的路径是不同的。上世纪40年代，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指出，古代中国与“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在文明起源上就出现了分岔点。“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所走的文明路径是：氏族血缘关系已解体，氏族血缘关系被粉碎，与此相联系，财产的私有得到了很大发展。一言以蔽之，古代西方进入文明社会，完全摆脱了旧的传统，即原始社会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侯先生称此是“人惟求新，器惟求新”的革命路线。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则与古代西方不同，氏族血缘关系不仅未打破和解体，相反的却被保留，国家直接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国在家中，家国同构。另外，与此相联系，原始社会公社的公有土地被保留，财产私有很不发达，土地公有转化为国家皇族所有，侯先生称此路径为“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维新路线。（参考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出版） 二 不同的文明路径，决定了古代中西不同的政治生态。“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进入文明社会时摆脱了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所建立的国家是与氏族血缘无关联的城邦。希腊称城市为“波利斯”，是“城市与国家”的融合体。城邦逐渐成为一种国家的形态，具有“公民集体”、“公民”的含义。希腊的城邦是独立自主的小国，分布在希腊纵横的山脉和众多的岛屿之中，各自隔绝，派生出希腊人独立自主的精神。城邦强调的是公民的集体治权，公民大会则是公民集体的最高治权。其他的贵族议事会、各级行政、军事主管等部门，都隶属公民大会，希腊不存在无公民大会的城邦。公民由贵族与平民组成，奴隶和外邦人包括非母邦做生意的商人被排除在外，贵族有势力者自称君子，平民则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生产者。城邦国家实行公民集体治权，一切公职向公民开放，所有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权在民即主权在公民。城邦国家中的公职都是通过选举产生，轮番而治。城邦国家的公民集体治权与原始公社氏族成员集合体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拥有私有财产的公民集合体，后者则是财产公有的氏族成员集合体。古代西方希腊、罗马城市国家的出现与产生，诱发了古代希腊人对个体权利和民主的渴求，从而出现了关心个人权利与民主的政治生态。 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不同，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诸侯、卿大夫是以血缘关系构成的宗子、宗孙和姻亲的关系。与此相联系，社会成员也是以血缘关系而不是地域关系为纽带划分的，除奴隶以外，构成社会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最基本的五伦关系。国家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君权即父权，君主既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是政治上的共主，也是最大的家长即君父。在此家国同构的国家中，虽然血缘氏族内部存在着亲疏区别，但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被血缘关系所掩盖。正因为如此，国家统治者不会把自己的血族成员作奴隶看待，如同对被征服的异族一样实行奴役统治，广大的血亲氏族成员也不会仅把君主和国家执政者看作自己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更多的是把君主看作自己的家长，看作本家族利益的维护者。这种家国同构的国家形态，决定了古代的中国先人不像古代西方的希腊人、罗马人注重个体的权利，不像他们那样关注个体能力施展和发挥的选举，不像他们那样关注民主诉求的公民大会。古代中国先人虽也关心自己的权利和民主，但最注重的是以氏族整体为政治单位的政治意愿和民主诉求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所期求的是氏族整体民主意志的诉求。古代中国先人在国家初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