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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工程界新军 　　22年前，他勇于踏出国门，在别人还在寻找方向的时候，他已经起飞了；22年后，他毅然回国，带着多年教学和科研的方方面面的积累，充满了科学报国的希望，他回得干净利索。他始终是一个笃信叶落归根的中国人，他更是一个不忘祖国培养恩情的赤子，他回到了他妈妈的身边，回到苏州这个他心中太阳升起的地方。二十几年的海外生活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改变了他的学术观念，却改变不了他的中国心。他就是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医学检验制品（Medical　Diagnostics）研究室主任胡军博士。生命科学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在最近的十几年中逐步形成了概念上的共识，这就是：生命科学是以分子结构信息、变化信息和传递信息为基础的信息科学，也称为“系统生物学”。谈到研究方向，胡军向我们介绍道。虽然在此意义上的系统生命科学和我们中国传统生命医学概念有相似之处，其中的化学和生物电性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相互作用也相合拍，但化学和生物分子的结构，变化和传递千变万化，是无法只从宏观现象中得到其中的真谛的。 胡军告诉我们，目前生物医学工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在科学层面上进一步探索以分子结构，变化为基础的生物信息传递的根本原理；在技术层面上发展先进的化学，生物以及纳米、超分子、仿生等检测和制备方法；在工程层面上，以在科学和技术层面上获得的新知识和高技术，可持续地开发出新的诊疗产品。“可持续”主要是指能在市场上盈利，这也是工程学的基本原理。“所以生物医学工程是一门深度交叉也是直接关系到民生的极为广阔的科研战线。虽然我有不少具体的课题，科学本质上都是生物分子界面（Molecular　Biointerface）问题，从细胞表面受体一配体作用、组织发育分化到血糖检测试剂条，纳米尺度上的复杂分子作用是个技术上最复杂、最难以把握的地方――任何科学或技术上的进展会对生物医学工程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我多年的科学研究训练和积累很自然地把我带到这个地方。”胡军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带着满脸的亲切和爽朗的笑声。 二十二载，海外勇拼搏 1991年，已经获得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硕士学位的胡军，由于对知识的渴求和科学的探索，他毅然决然地决定奔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继续深造。刚到国外的他，经历了他们这代留学生在英语的蹩脚，文化的反差，生活习惯的迥异等方面的种种困难。但是为了知识和学术，他咬牙坚持了下来，没想到一下子就在美国待了二十几年。在美期间，随着学术的不断深造，他辗转了很多学校，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从西弗吉尼亚大学到普度大学再到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北卡罗琳娜州立大学。1999年9月，他终于结束了他的求学生涯，开始了在美国阿克伦大学化学系的独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据胡军介绍，在美国那么多年来，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无私的帮助和宗教式的关爱，他对这些人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特别是他的几位导师对他的指导和帮助，让他受益终生。“我深受我的导师Robert　R.Squires的教诲和影响。很可惜，他英年早逝，我是他的最后一个由他亲自指导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学生。”谈到自己的博士导师，胡军满含着无法掩饰的感叹。他去普度大学本来是准备继续做药物合成化学的，最终决定学习质谱，普度是个有名的有技术癖好的地方，几乎每个化学系的教授都在发明自己的仪器设备、包括Nobel奖获得者HC　Brown。那时候，生物质谱学才刚刚开始（1993年），整个领域进入飞速发展阶段，普度大学化学系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学习分析质谱最好的地方。胡军当时也考虑到就业的优势，然而他从导师那里学习到的更多的却是追求科学的基本道理。“在科学问题上是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只有客观的对和错，要敢于追求真理，不管多么艰难。”这是导师告诫的话，胡军一直铭记在心，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在组里的4年里，导师一直在和癌症做斗争，但在指导他的科研方面从未耽误过。“不把做研究当任务做、当包袱扛，要学会享受做科学的乐趣”，这是导师给胡军的建议，要有乐趣就是要创新，他一直秉承着，严谨地科研，快乐地工作。 胡军的另一位“美国式英雄”是他的博士后导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第七任校长Marye　Anne　Fox教授，她是胡军在上海有机所时就崇拜的老师。她是光诱导的电子转移反应的开拓者之一，她的经典著作总结了生物和有机导体，发光和光电转换，影响了两代有机材料化学家。她和胡军普度大学的导师不同的是，从80年代起她就一直在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倡议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制定改革政策，让科学对社会负责任。尽管当初有很多只认同学术自由的纯科学家反对她的“产学研”并进思想，但在过去的10年里，这些革新已经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开始产生效益。胡军说，如果没有在她那里做博士后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