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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走向大众高消费阶段 　　1949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与成长，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2013年新一届政府换届后，中国经济升级版成为国内经济界一个重要话题。讨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升级，首先需要弄清发展阶段问题。我认为，如果从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进行考察，可以把1949年到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两大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根据自己对大量发展史料的研究提出，可以把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准备、经济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时代。虽然罗斯托的“五阶段发展理论”在包容发展方式和理论概括的完整性方面确有局限性，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很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况且后来能够在这方面超过该理论的研究成果也很鲜见）。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用此模式分析，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成长，放入国际经验和国际案例中进行没有制度差别的比较。 根据罗斯托的理论，我认为建国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成长，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是传统社会走向经济起飞准备阶段，时间为1949年到70年代末；第二是经济起飞和走向高水平成熟社会阶段，时间为改革开放到现在，两段各有30年左右。与此相匹配的发展体制（这里主要讲经济体制）分别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初期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 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只能判断为进入起飞阶段，但没有真正完成经济起飞任务 先看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29年算不算已经完成经济起飞呢？很多人认为该阶段虽然问题很多，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从无到有建立了一个国家工业化体系框架，还有两弹一星等宏伟工程，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起飞。我个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罗斯托的经济起飞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生产性投资率水平，要达到国民生产净值的10%以上；二是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水平；三是有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从形式上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9年，已经达到经济起飞标准。先看投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投资率水平没有比较数据，到1981年，全社会投资率为19.64%，远远超过10%的罗斯托标准。再看产值结构，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79亿人民币（下同），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例分别为50.5%、20.9%和23.9%，1978年的GDP为3645.2亿，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例分别为28.8%、47.9%和23.9%，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制造业比例达到44.1%，也完全超标。至于罗斯托的制度结构标准，则很难进行量化比较。 我认为以上发展材料，还无法论断中国经济已经起飞。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需要考虑，第一是三次产业对增长的实际贡献率，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最高的，为41.7%，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只有41.0%和17.3%，其中工业产值的贡献率仅为39.7%。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产值贡献率开始明显超过第一产业，是1991年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在这之前制造业对增长的实际贡献并不突出。起飞应是一个国家现代工业体系整体形成并主导国民经济增长，我们显然没有做到这点；第二是社会就业结构，1978年的农业部门就业比例为70.5%，二、三产业分别为17.3%和12.2%，前者占绝对优势；第三是人民生活水平，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2亿5千万人，贫困率为30.7%，假定城镇贫困率为15%（实际高于此数），贫困人口为2600万左右，两者相加共约2.76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29%。试想，当一个国家人口近三分之一是贫困人群的时候，说这个国家经济起飞，有任何意义吗？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这个阶段又很特殊，不能完全套用罗斯托的模型加以解释。这个阶段主要特征是，国家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组织和推动重化工业部门大量聚集资源，现代工业基础框架初步建成，农业部门对增长的实际推动高于制造业，农村就业人口占据社会就业的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贫困率很高，人民温饱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没有最终完成“经济起飞”的任务，原因很复杂，同原有计划体制也有关系。实行计划体制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在国家意志和高度集权下配置资源，政府通过行政计划全面掌控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在较短时间内把由国家意志选择的发展领域搞起来（例如重化工业、军工部门和一些重要基础设施），但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理调节社会产品供求关系的机制，这样搞起来的发展结构，很难避免是不扭曲的，效率必然很低。 改革开放完成经济起飞任务和基本完成成熟社会任务，开始向大众高消费的初期阶段发展 从中国的实践看，是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体制，才真正完成了经济起飞的任务。在这里，体制的改革和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发展引入市场体制，从开放境外投资和对外贸易开始，把大量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