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语境下胡适和马克思主义合离.doc

五四语境下胡适和马克思主义合离 　　摘 要：基于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发展脉络，来探索此阶段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反应。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经历了一个合离过程。主要探讨二者在文学革命初期的相遇，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的区分，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后的分道扬镳的过程。 关键词：胡适；马克思主义；合离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0-03 本文基于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发展脉络，来探索此阶段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反应，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的认同与分歧，分析其合离的表现及动因，审视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及其发展走向。 一、文学革命下的相遇与认知 （一）相遇的态势 1917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胡适满怀“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就看不同吧！”的救国壮志归国，但“到了上海，看见了出版界的孤寂，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下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界为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125于是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 首先，胡适以进化论为基础，强调文字、文学也应当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倡导文学革命。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主张文学变革。一系列新观念给知识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适应了新文化运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从梦寐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要求。其次，推崇个性解放，倡导“易卜生主义”。他创作话剧《终身大事》，提倡婚姻自由，批判男子专制的贞操论，提倡女子自立。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最后，宣扬实验主义，鼓励大胆地去实践。他讲授中国哲学，截断众流，以“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为首章，从周宣王以后讲起，使得青年学生顾颉刚、傅斯年等内心震动。 此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求思想武器。于是胡适新颖的理论方法、高超的学术成就、归国学者的代表、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代言人，以及某种外国的奇异魅力，深深吸引了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于是出现了胡适“晕轮效应”。 胡适归国之际，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战争使国人看到了西方文明的罅隙，一部分人更加保守，坚信中国传统文明才是救国之药；也使得另一部分人开始突破对西方的崇拜，探寻新的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彷徨与苦闷之中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李大钊率先举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老舍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共产党的宣言》，陈溥贤（渊泉）发表《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从此，揭开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序幕。 （二）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 文学革命所掀起的思想启蒙的功效，使胡适坚信文化救国的真谛，他认为“二十年里的各种改革，弄到结果，总是葫芦题，这都源于不是根本改革。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便好得多了――这是根本改革。”[2]与此同时，对于同僚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新潮社成员傅斯年宣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胡适并未置可否。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是从属于对鱼龙混杂的主义的整体见解。他立足于实验主义哲学，认为西哲“并不能施诸四海而皆准，也不能推诸万世而不悖，更不能胡乱供给中国今日的政客作言论的根据”[3]。以致养成“奴性的逻辑”。 胡适对西哲的批判，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与高元辩论时得到认同，“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4]198 可见，此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于“中国今日之情形”的判定是相通的。 二、“问题与主义”的融合与分歧 （一）因区分而交流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社会改造呼声的高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法兰西哲学等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中国，1919年7月20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开篇则言：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主义的区分似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胡适所要做的首先是将安福系与所有的“新舆论家”的“主义”划开。胡适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5]94由于各种“主义”的充斥、复杂、模糊不清，再加上空谈好听的主义、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偏向纸上的主义的种种弊端，则回过头来研究具体“问题”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