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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下《赛德克·巴莱》 　　作者简介：马学海（1990.8-），男，青海贵德人，兰州大学2012级民族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专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月政策，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 摘要：台湾著名导演魏德圣导演的《赛德克“雾社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台湾原住民赛德克 关键词：《赛德克文明与野蛮；民族觉醒；民族身份认同 一、影片背景概述 “雾社起义”是指1930 年发生在日据时期台湾的原住民抗日事件。因不堪日本殖民者压迫，原住民头领莫那134 名。后来起义遭到日军残酷镇压，莫那在原始森林中的悲壮史诗。 二、文明冲突下的民族觉醒 文化往往不是呈现在上层的礼教中，点点滴滴渗透在生活不知不觉的行为中。《赛德克兽性和人性同现代文明的冲突，本土土著之间的生存基础是那至关重要的猎场。猎场是他们原始生存繁衍的意识，是自然、祖先馈赠与保留的遗产，是种族延续的所在。日本人入侵占领台湾，双方的战争已经从单纯的侵略与反侵略上升为有关原始生存意识和信仰的沙场。 三、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的问题。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 《赛德克的花冈一郎，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关于身份认同的复杂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名叫达奇斯。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被日本同事嘲笑“两个番人生不出日本孩子”，学历最高收入却比日本同行低一个档次。一张原住民的脸，断绝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最终，赛德克人起义，他们被迫卷入其中。面对莫那的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他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并最终先后自杀。 按王甫昌先生的解释，“族群”（ethnic group）这一概念指的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1]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族群的存在既包含着客观实在的共性，又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就雾社事件而言，在台湾历史教科书上只有区区两行字的记叙，“在1930 年，台湾高山族爆发了对日抗战的雾社事件，首领叫做莫那”。尽管只有两行字，可是其中的定性已经非常明确：对日抗战。无疑地，将雾社事件统摄到抗日的主流叙述中，与整个台湾社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步调是一致的。特别是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以后，面临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对台湾原住民的安抚并获得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总体而言，国民党的策略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应该是国民党实施的族群分化政策带有极为突出的歧视色彩。①但具体事件需具体分析，譬如在对雾社事件历史叙述的处理上，应该说就很好地服务了国民党统治的需求，即很好地形塑了原住民乃至全台湾对这一事件的“族群记忆”。先简略看看国民党治下对雾社事件的一系列举措：1953 年，国民党政府就建立了纪念碑（褒义坊），上题“碧血英风”；雾社重建为“大同村”，建有多处历史遗迹供人凭吊；起事领导人莫那和对这种发生的叙述。另一位德国人扬“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通过对它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②对照之下，我们可以看出，雾社事件首先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发生”，进而存在着由国民党主导的“叙述”。 20 世纪80 年代末，台湾经济持续发展，国民党当局在各方压力下宣布解除长达近四十年的戒严，社会民主建设进程逐步加快。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台湾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套用陈其南先生的说法，台湾已经完成了从“移民社会”向“土著社会”的转变。[2]历史学家阿诺德Arnold Toynbee）早就指出这一点，“一种统治着特定社会中的特定时代的制度，再次影响到生逢其时的历史学家们的见解和行为”。[3]因此，在《赛德克“人死之后会通过彩虹桥到达祖先的居所，也就是天堂；而要通过彩虹桥就需要有个条件，就是要真正为自己的土地战斗过，要出草（斩猎人头），然后才可以纹面，进天堂”。[4]（115）顺势推演，雾社事件就变成了一场求死的战斗。于是，就很好理解电影中莫那 沿着这样的逻辑，有关雾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