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女性形象看易卜生自我主义复杂性.doc

从两个女性形象看易卜生自我主义复杂性 　　[内容摘要]自我主义是易卜生思想的核心，也是理解易卜生戏剧内涵的难点所在。本文试图通过重新分析易卜生戏剧中两个重要女性形象--娜拉和吕嘉纳的出走和反叛，探讨易卜生式的自我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复杂蕴涵，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一个完整和真实的易卜生。[关键词]易卜生；自我主义；自我；娜拉；吕嘉纳【中图分类号】I042”自我主义”是易卜生戏剧思想的核心，也是西方文学中一直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由于”自我”这个概念本身的超验性和复杂性，易卜生的自我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简而言之，如果说以往作家是以自我主义作为工具来反抗封建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话，到了易卜生这里，则是将自我主义推向了极端，将它提高为一种原则甚至一种信仰。在给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易卜生这样说过：”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会一时促使你把同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唯一有价值和重要的东西，而把其它一切当作是不存在的东西。不要把这个看作是我的兽性的一种表露，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本质。”可见易卜生所追求的自我主义是一种对社会有益前提之下的利己主义，是精神上的自我主义。而这种自我主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在何种尺度上把握，这个问题无论对易卜生自己还是对研究者都是难以解决的难题。本文试图以《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群鬼》中的吕嘉纳这两个女性形象为例来分析易卜生自我主义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娜拉和吕嘉纳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时期塑造的两位敢于反抗、敢于出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都有强烈的实现自我的愿望，只是在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解放，后者在现实的重压下寻求物质上的自我解脱。两个”自我主义者”在本质上存在着显著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易卜生式的”自我”的两个极端。一、娜拉--正在觉醒的自我。娜拉是觉醒的现代女性的代表。她与海尔茂结婚八年，一直处于玩偶的地位，但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感到屈辱。在经济上她是丈夫的附庸，在感情上她是被控制的对象，可以说在出走之前，娜拉是毫无自我可言的。她是”小鸟儿”、”小松鼠儿”、”泥娃娃”，却惟独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她仍然感到幸福，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她的”自我”仍然处于沉睡状态。直到幻想的肥皂泡无情的破灭，她终于看清丈夫的虚伪嘴脸以后，她的”自我”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恍然惊醒。她这才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除了对丈夫和孩子负责任，还必须对自己负责任；除了是一个妻子和母亲，首先要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娜拉要”学做一个人”，要到社会中去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于是她坚决的出走了。然而要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她还欠缺足够的能力去建构和完备”自我”的内涵，她的未来仍然是迷茫的。尽管娜拉”只破不立”，但是她的自我正是在对”贤妻良母”身份的破坏和颠覆中初具雏形的。这里存在两个矛盾：其一，如果构建新的自我必须建立在对”妻子”、”母亲”这类传统角色的颠覆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追求自我必须损害他人，这样的”自我主义”还是否可行？其二，娜拉要”学做一个人”，她是指要获得精神上的重生。然而”做一个人”不仅仅是抽象的精神上的问题，还必须牵涉到具体的物质上的问题，那么娜拉所要追求的”自我”究竟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二、吕嘉纳--走向极端的自我。有关自我主义的问题作家在另一部剧作《群鬼》中作了进一步探讨。在对《群鬼》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未出走的娜拉”--阿尔文太太身上，其实在《群鬼》中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吕嘉纳。吕嘉纳是下层社会中的”第二个娜拉”。她从一开始就敢于反叛，而且比娜拉显得更为强悍有力。吕嘉纳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鬼”的社会，一切早已死亡或正在死亡的腐朽的思想残余顽强得像一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阿尔文太太选择了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的与荒淫无度的丈夫过日子，丈夫死后，她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欧士华身上，谁知儿子也染上了父亲遗传下来的病毒，只有死路一条。阿尔文太太以为牺牲自我可以换来儿子的幸福，没想到等待她的除了绝望还是绝望。她的”自我”正是在她的软弱中被旧的家庭秩序和道德宗教彻底扼杀了。吕嘉纳与阿尔文太太相比则强硬得多。在她身上有鲜活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在涌动。首先，她敢于反抗父权。这一点可以从她对待养父安格斯川的态度中一目了然。当她的父亲要她到水手公寓去帮他赚钱时，她坚决反对，并且肯定的说：”我不想跟你在一块儿过日子。”当她父亲乱说话糟蹋她妈妈时，她说：”你再这么说话......我就敢揍你。滚出去，听见没有！”其次，她敢于反抗男权。起初她答应和欧士华在一起只是想通过他实现自己到巴黎去的梦想。在得知欧士华的病以后，她坚决要离开，去追求”我的生活乐趣”。她一心想爬上上流社会，而男人在这个过程中只不过成了她的工具和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