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华《兄弟》看后现代社会下自我认同.doc

从余华《兄弟》看后现代社会下自我认同 　　[摘 要] 余华《兄弟》自出版以来就饱受诟病，但是余华也向我们展示了新世纪社会迅速转型中下层人民在自我认同上的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俨然成为后现代社会主流寻求自我认同的方式，本文将结合理论分析《兄弟》中表现出的两种认同方式。 [关键词] 消费；身体；自我认同；《兄弟》 【中图分类号】 C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012-2 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中不断被提及，面对社会急剧转型、各种思潮冲击之下后，人们会在日常生活中持有怀疑、焦虑等情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然后到了后现代社会，如马泰“在诸多领域里有着日益众多的思想家与学者，他们相信现代性已走到尽头，或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认同危机。”可见认同危机始终贯穿于现代社会，只不过相比于现代主义的认同危机，虽然也充满焦虑、绝望和孤独等等，但他在焦虑中始终还有一个自我，而到了后现代主义这里，人是去中心化的主体，自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了。由于已经没有一个能将感情外化或是寄托孤独、惆怅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这个中心也不复存在了。“碎片化”一词便成为了去中心化的代名词，顾名思义，即使再多的碎片也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自我。 也就是说从现代到后现代，人们的认同危机不在局限于追问“我是谁”，而是对于已知的“我是谁”这种身份的质疑，即“我为什么是我”。后现代的认同危机的关键并不是没有身份，而是人们对变化了的身份或者多重交织身份的切换而导致心理上的一种混乱。一旦形成认同断裂危机，人们便开始寻求各种解脱方式，在余华的《兄弟》中，我们不妨发现后现代社会中最显著的两种认同方式。 一、消费社会中的认同――外在驱动力 后现代社会中，消费已经成为社会认同的主导。正如泰勒所说：“定义自我意味着找到我与他人的差异中哪些是重要的有意义”。在消费社会中，人们为了寻求差异，消费行为成为了一种约定和风尚，并且逐渐占据了核心自我认同的地位，从前人们的消费就是购买商品来使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使用价值。现在，人们的消费不仅仅是利用商品的实用功能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彰显某种特殊意义的方式，其原因就在于商品所蕴含了一定的符号价值，这能够为消费主体提供定义自我、展示自我的最佳方式，即所谓的“我买故我在”。詹姆逊认为，“在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时期，物化的力量开始消解现实主义的模式本身，开始把曾经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对象的指涉物的经验弃置一旁”。也就是说，人们只有通过消费之物的符号价值来证明自己具有某种社会地位或从属某种阶层。 此外，个体的消费行为不再局限于“我”的个体性行为，而是会慢慢形成一种群体性行为，这时消费就不再仅仅只是买不买这样的个人选择，而是一种选择社会关系，选择自己“同类”的行为。消费在现代社会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化和集体化力量，它慢慢的成为一种生活规范，潜移默化地统一了人们的行为，因此人们在此基础上获取了社会认同，确定自己所属的群体或阶层。所以，伴随着大众生产与大众消费的降临，人们通过消费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将自己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从而对自己进行社会定位和归类。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或者激烈反对，消费似乎成为现代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认同方式。 在余华的《兄弟》中，李光头坐在他的“镀金马桶”上遐想这一情节首尾呼应，但是黄金马桶这一细节不是为了宣扬黄金的价值，而是主人公彰显身份、崇尚拜物教的一种畸形方式，作为少年受辱、一直活在阴影下的李光头，这种恶俗趣味和拜金主义恰恰是他对精神世界匮乏而做出的弥补。怀抱着屈辱在镇上长大，李光头在致富后却仍旧难以释怀，他学会了饱受后现代思潮浸染的大城市消费方式，借此来美化当年那个龌龊的记忆。 另外，李光头从各地运来带有日本政要名字的西装，几经宣传之后，全镇人民纷纷抢夺，好似穿上了带有“小泉纯一郎”的标签就真的能够成为成功人士。通过消费品这种附属价值来寻求社会认同已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 二、身体认同――内在驱动力 后现代社会转型下，外在因素驱动身份改变，要求主观认同相应地变化以适应。个体自身的倾向作为内驱力正在上升成为更加重要的推动认同改变的力量，个体的主观努力在认同变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理性大厦的裂缝、坍塌， 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此后， 人的理性主体逐渐为生命主体所代替， 意志、欲望成为人的决定性力量。人的这种生命主体朝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 高扬个体生命意志， 如尼采、克尔凯戈尔、柏格森、萨特等，以高昂而悲壮的孤独个体， 在与异己性的世界对抗中， 寻找生命的意义； 另一个方向则以精神分析为轴心， 不断朝向人的欲望、本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