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必需品到博物馆藏品.doc

从生活必需品到博物馆藏品 　　摘要：文章以江南刺绣小品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近代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刺绣小品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究作为传统生活必需品的刺绣小品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历史意义。本文第一章从传统的江南女子日常活动出发，随着时代的更替，其日常活动的内容亦变得丰富这一点，探究刺绣小品没落之必然；第二章重点探究了婚姻观的转变对于社会风俗的影响，继而对刺绣小品淡出日常生活产生了必然影响；第三章论述的是刺绣小品本身从实用物件到艺术欣赏品的转变，着重探究社会发展引发的机械化运动对手工业技术的冲击。结语部分是对刺绣小品的博物馆田野考察意义的肯定。 关键词：刺绣小品；转变；生活必需品；江南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1-181-2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刺绣小品①不仅延续着农业生产的命脉，更成为了女子休闲娱乐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到了近代，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增多等综合因素的不断影响下，人们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江南女子日常活动的转变 在封建社会中，“女红”作为一门“母亲的艺术”，自女子孩提时代就被要求学习描花刺绣、纺纱织布、制衣缝纫等活计；加上江南丝绸工业的发展以及江南地区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女红在江南地区就变得更为普遍。 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说，做女红一来是为打发闲散时光。清代画家任薰所绘的绣花仕女扇面图，就描绘了一位古代的千金小姐以绣房女红为消遣的生活场景；二来，女红作为女子的功课和技艺，在针与线的轻拢慢捻之中，施展才华、表达情感、寄托情愫，女子们常常会在女红中耗尽一生。 然而到了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专门针对近代妇女日常生活研究的文献不多，所以很多人仍呆板的认为女子们的生活始终如一。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江南地区虽受中国大的封建社会背景影响，然而女子们的日常活动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宋立中先生所著《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曾记述过：“江南妇女特别是三吴妇女游风之盛，主要集中在从苏州府为中心的吴中地区。”游风即我们今天所说旅游之事，足可见当时的社会尤其指江南地区女子的日常活动有了变化，针织刺绣不再是江南女子的全部生活。休闲娱乐活动的不断展开，反映了江南女子生活品质的提升，这是社会的显著进步。究其日常活动转变的原因，在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女子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加上江南历来是文化重地，昌盛的文化使得女子的个人素质有所提升。 二、江南地区社会风俗的转变 清朝末年，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机械化运动，手工业技术发展也因此遭遇了极大挑战。宋中立老师曾这样描述近代江南人们的生活：“江南地区丝织业、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连一些仆隶贱役都穿绫罗绸缎等服装”。 鸦片战争后，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因开埠以后中外交流增多，很快成为了洋货的集散地。人们纷纷视消费洋货为时髦之事。随着洋货的慢慢普及，时尚用品变为了大众消费品，外面的新兴事物激起了女子跨出“闺阁之门”的欲望，传统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中礼制慢慢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引起了价值观、婚姻观的变化。众所周知，封建社会之初，中国的婚嫁礼制是十分严苛的，讲究“门当户对”。然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进入到了一个转型期，即传统向近代转型。人们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之后，有了很多大胆与反传统的举动。表现在婚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非礼制”的做法，包括“富贵婚”即向金钱看齐的婚姻成为了重头戏；“赘婿婚”成为了一种常态慢慢为人们所接受；富裕与贫穷人家不婚的常态被打破；儒家正统的婚嫁礼仪被物质化奢靡化取代等等现象的出现。 民国时期，受外来文化之风影响愈盛，女子们在走出闺阁之后，进入了学堂，接受新知识。传统文化对于她们的束缚存在了几千年，使得她们急切的希望得到改变。这种改变首先体现在婚姻观：不愿再被动的接受父母的“媒妁之言”，而是主动的追求真爱。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和情感世界的女子们，正在努力地争取发言权。 三、江南刺绣小品功能的转变 在封建社会，刺绣小品大多是女子自绣自用，她们将自己的心思绣于其上，或寓意吉祥富贵，或表达爱慕之情，又或祝福仕途顺畅。到了十三四岁，女子们着手为自己准备嫁衣裳以及陪嫁物件，这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据苏州民俗博物馆中收藏的一本民国期间记录苏州人嫁妆目录的“妆奁簿”记载，当时的嫁妆类物件仅刺绣小品一类物件就堪称丰富多彩，主要有：“大红镜袱齐备”“顾绣聚宝盈盆”“五彩台毯全福”“印花镜袱全备”“绣花发禄千年”“锦绣台毯全福”“绣花状瓶成对”“洋线花篮成对”“大红杌垫齐备”“洋印门帘四喜”等。可见刺绣小品在江南地区婚嫁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