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视角看电影《喜福会》女性形象.doc

从跨文化视角看电影《喜福会》女性形象 　　[摘要]由谭恩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用影视手段呈现了四对中国母女形象。从形象学来看，中国女性形象塑造是作者由于在美国“自我”文化浸淫下对“自我”产生困惑和迷茫，选择文本叙述这一形式探寻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双重边缘人身份使谭恩美成为“自我”和“他者”互动的桥梁，用塑造中国女性形象的方式促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跨文化；自我；他者；中国女性形象 1989年，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发表了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举大获成功，获得了一系列如“全美图书奖”和“最佳小说奖”等文学方面的大奖。美籍华人导演王颖于1993年将其改编拍摄成电影，很好保持了原著的风格和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在好莱坞创下了极高的票房。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喜福会》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离不开作者对中国女性形象的独特见解和精心塑造。 一、形象学――异国形象的分析方法 19世纪，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在世界文学界同时产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形象学理论渐趋成熟起来，直到90年代之后才进入我国理论学界。形象学（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主体是某一国文学作品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跨文化形象，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芭柔（DHPageaux）将之概括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跨文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就是：一个国家形象在另一个异国文学作品中是如何嬗变的，也就是这种跨国、跨文化形象是如何被塑造、想象和建构的。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将着重探讨这一跨国形象所产生的跨文化背景及折射在“他者”形象身上的“自我”，从而挖掘“自我”和“他者”“本土”与“异域”的跨文化互动过程。在此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对《喜福会》中国女性的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自我”和“他者”的互动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层次影响。 二、美国“自我”文化关照下的女儿们 根据形象学的理论，任何异国形象的树立都是“自我”与“他者”互动的结果。作为第二代华裔的儿女，谭恩美生长于美国、接受了地道的美式教育，自然形成了纯美式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风格，但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接受来自于华人家庭的教育方式和从父母那里所继承的中国文化。然而在美国主流文化自然属于美国白人文化，因此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谭恩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有着排斥甚至抵触。她和其他华裔一样身处于中西跨文化夹缝之中，必然对被中西异质文化和思维方式造成的尴尬身份而困惑不已。谭恩美依据母亲口述的故事和亲身经历，在《喜福会》中描写了四对母女的形象，她们实质上是中西异质文化交流背景下华人母亲“他者”形象和华裔女儿“自我”形象的缩影。影片中的华裔女儿们是这样的形象：操着一口非常标准地道的美式英语，偶尔夹杂着一两个中文词汇，排斥母亲们在她们面前用中文来交流，同时也常常抗拒母亲的行事方式和身上所具有的中国文化元素。对于这些女儿们来说，她们如谭恩美一样，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全盘接受美式教育和思维方式，美国早已成为她们内心的祖国和文化归宿。她们本能的以美国“自我”的姿态来评判自己的华人母亲和中国元素，这些女性形象所承载的经历和故事折射出作者在美国现实社会中经历过的身份困惑和自我追寻。借助这些形象，谭恩美用文字论述了像她这样的华裔女儿对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认识和接受过程，即从双重“边缘人”到“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转变。在面对美国现实社会时，第二代华裔女儿们无疑成为双重的“他者”，因为在美国白人眼中，她们是来自异国的“他者”，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亚裔人群；而在中国人眼里，她们同样也是“他者”和“异类”，是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行事美派、内白外黄的“香蕉人”。她们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将矛头指向了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自己的母亲们，通过抗拒和排斥中国人这个中国文化“他者”，再用美国文化武装自己来寻找自己的美国身份。主人公君就大声对母亲宣战：“这不是中国，你不能逼我，我不是你的奴隶。”另一位华裔女儿莉娜是极推崇美式生活方式的，如她主动提出与丈夫实施美国化的AA制，她要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是纯正的美国人，应该过着纯粹的美式生活，而且深信这种生活方式能够解决自己婚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四位华裔女儿以美国“自我”文化的坚决立场宣誓自己与“他者”（她们的母亲）的不同。“在欧美文化中，已经美国化的女儿们……害怕被拒绝被排斥，因为她们经常耳濡目染她们的母亲作为移民不能融入主流、白人社会所遭受到的歧视。”在美国，面对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华裔女儿拒绝认同自己的华人母亲，排斥汉语，非常渴望融入美国主流阶层，所以她们很坚决地拒绝来自母亲那儿的中国习俗和思维方式。电影从各个视角向人们展现了华裔女儿对华人母亲的态度以及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