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是现代语文学科固有课程.doc

大学语文是现代语文学科固有课程 　　摘要：文章通过从学制、教材两个方面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时间进行了历史溯源，提出1904年“癸卯学制”应为大学国文的起点年，同时阐述了“大学语文”课不是“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才有的短期性“补课”，而是现代语文学科中的固有课程。加强大学语文研究，是解决中国语文教育“少慢差费”问题的一个突破点。 关键词：大学语文；中学语文；现代语文学科；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4-0144-07 在中国大学的教育学科体系中，“大学语文”历史悠久，但研究发展比较缓慢，目前有诸多学科问题难以定论。首先关于该学科的起点，到底从什么时候设立“大学语文”，前身是什么，一直没有定论。本文从学界普遍认可的叶圣陶先生的提法切人，通过从学制、教材两个方面进行历史溯源，认为叶老的说法有待商榷，提出1904年“癸卯学制”应为大学国文的起点年，同时阐述了“大学语文”开设的目的不是“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才有的短期性“补课”，而是现代语文学科中的固有课程，它与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共同构成中国现代语文学科体系，同时加强大学语文研究，也是解决中国语文教育“少慢差费”问题的一个突破点。 一、1904年“癸卯学制”应为大学国文的起点年 大学语文的前身是大一国文，大一国文始于何时？徐中玉先生说：“大学语文是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开课程，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代语文的教学，白话文迅速流行，从高中到大学，就有必要继续选教文言文、增加语体文这两方面的文章。一是仍要文言文的根基教学，二是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语体文的新作品，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立足于汉‘语文’的各类名著。”徐中玉是重开大学语文的倡导者，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他的话影响比较大，但这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还有一个版本，是叶圣陶先生说的，时间就比较确定，1940年他在《大学一年级国文》一文中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1938年，叶圣陶先生的记忆或许有误，也或许他对“普遍添设”一语有特别的界定。 “大一国文”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应该追溯到历史源头。从历史形成过程看，“大一国文”也是后起的概念，开始并没有“大一”，而是“大学国文”。大学国文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中小学语文一样，都是中国现代分科教育的产物。早在1902年3月9日，还是“癸卯学制”的酝酿期，“癸卯学制”的拟订者之一张之洞在一封信中就提出：“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1904年“癸卯学制”正式颁布的各项章程，也都有大学国文的位置，《高等学堂章程》和《大学堂章程》皆规定：国文（当时叫“中国文学”，中小学章程亦同）为大学预科之必修科，为大学本科之“随意科”（选修科）。大学预科三学年均有“中国文学”科，其中第一、二学年练习各体文字，第三学年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学务纲要》则规定：“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亦规定“国文”为大学预科各部之必修科目。后来取消大学预科，预科课程之一部分归入高中，一部分归人大学一年级。1929年教育部再次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科目。这样大学国文就逐渐演变成所谓“大一国文”。由此可知，大学国文（大一国文）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1904年，和现代语文学科的产生完全同步，而普遍开设大学国文的时间，即使以民国教育为限，也应该是1913年，最迟也不会迟于1929年。 我们还可以大学国文教科书的撰写来考订这个时间表。大学国文的第一种教科书，在1904年就已经出现，这就是京师大学堂国文教授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史”是当时学习日本的并不妥当的叫法，该书实际性质应该是封面引题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这也可以从当时一些批评得到反证，例如郑振铎在《我的一个要求》中批评该书：“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抄《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虽然是批评，却正可以反证这不是一种文学史著作。 林传甲（1877-1922），1904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文学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当时没有教材，林传甲便着手自编讲义。讲义出版时，卷首有一篇署名弋扬江绍铨的序言，文中说：“甲辰夏五月，（林传甲）来京师主大学国文席，与余同舍居，每见其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不四阅月，《中国文学史》十六篇已杀青矣。”甲辰是光绪三十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