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和范进悲剧之比较探究.doc

孔乙己和范进悲剧之比较探究 　　现在初中的人教版都把《孔乙己》与《范进中举》作为课文的教材，对于两篇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的形象，现在的学生，除了对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难以理解之外，对这两个人物的悲剧根源更是难以区别。 范进和孔乙己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的人物，都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深受封建文化的毒害，都是被科举制度所扼杀的读书人的典型形象，都是悲剧人物，但两篇作品的创作年代却相差甚远。 吴敬梓的《范进中举》（节选）创作于十八世纪中叶，时值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科举制度如日中天，八股习尚弥漫社会，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风尚时代。一个读书人，只要一招登科中举，就能从一介书生摇身一变而为官老爷，不但显身扬名，光宗耀祖，而且土地、房屋、金银财宝应有尽有。 孔乙己一出场便是一个被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形象。他本不拥有任何特权，却有不同于一般沉沦于下层社会的劳动者。咸亨酒店那曲尺形的大柜台隔开了两类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人，而孔乙己便和那些做工的短衣帮们被隔在柜台外面，站着喝酒。但孔乙己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竟一直不肯脱掉不那“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说明他的八股文水平不及范进，又没有范进那样幸运。他虽写得一笔好字，但因为不会营生，“好喝懒做”，又没有人周济他，所以生活贫困潦倒，以至将要讨饭。孔乙己身上存在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现象。他本来连个秀才也没当上，却要表示自己有学问，说起话来满口之乎者也，让人听不懂，他连同人交流思想感情的能力都没有，换回来的只是一阵阵哄笑。他养成了偷窃的毛病，遭人嘲笑，被人毒打，却偏偏要涨红了脸去争辩，说“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麽”，极力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一贫如洗，好喝懒做，却从不拖欠酒钱；他无法与人交谈、沟通，却喜欢同小伙计讲“茴”字的四种写法，给孩子们分茴香豆吃，对一群与他毫无关系的孩子抱着那么大的期望和热情；他孤独寂寞地生活在人群中，却像一道下酒菜一样成为人们取乐哄笑的谈资。孔乙己是封建社会森严等级制度下经济生活困顿、社会地位低微的读书人，是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掌握了点无用知识，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群众的读书人，是没落的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畸形人。孔乙己的沦落以至死亡，正与腐朽的以至崩溃的封建制度、科举制度同步。他是十九世纪末期的读书人的典型。 孔乙己周围的人们则是众多的做工的人、掌柜、小伙计、孩子们以及丁举人。但是“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并且专门刺激他说：“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故意引逗得孔乙己涨红了脸，绽出额上条条青筋去争辩，于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嘲笑、轻蔑他的偷窃行为还情有可原，最让孔乙己难堪的是人们问他：“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进学中举是读书人一辈子割舍不下的情结，终于没有进学正是孔乙己的最大痛苦。所以，每当提起这个问题，他便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站着喝酒的短衣帮眼中，孔乙己无异于一道下酒菜，孔乙己精神上的痛苦、心灵上的创伤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只是要用戳别人的伤疤来找到他们生活中少有的乐趣，并以欺压弱小者来维持他心中那份短暂的平衡。甚至在孔乙己被打折了腿连死活也不知道的时候，也不曾引起短衣帮、掌柜的一丝一毫的激动与不安。当孔乙己用手最后一次“走”到咸亨酒店的门槛前时，面对这个濒死者的“颓唐”的面孔、“恳求”的眼光，掌柜的第一句话便说：“你还欠十九个钱呢！”人们报之的也依旧是嘲讽与讥笑。孔乙己便这样在笑声中消失了，没有换来周围的人一声哀叹。咸亨酒店的老板照样安详的沉浸再他那狭小的利益计算中，到了年关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第二年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只这一句话给本已悲惨的命运更添上了几分凄惨的色彩。孔乙己那份曾经给别人带来一次次“笑声”的多少有些鲜活气息的生命却远不如“十九文钱”。 尽管范进和孔乙己所在的人文环境同是这样的冷酷、不自醒，但是我们从这表面的相似中却依稀可以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孔乙己为自己比那些做工的多读书多识字而骄傲，为了表示自己与他们的不同而开口之乎者也，并且死活不肯脱掉那又脏又破的长衫。其实，孔乙己是最没有生活知识、最没有谋生本领的人，他恃以自傲的正是那些凭双手做工糊口的人所轻蔑的。他周围的人们嘲笑他一心考秀才却终于半个也没捞到；嘲笑他说话教人听不懂；更轻蔑他没有谋生的本领却“好喝懒做”的坏脾气，以及“总仍旧是偷”的坏行为，连小伙计也并不钦佩他的知识，不耐烦听他讲“茴”字的四样写法。这种轻蔑与嘲笑应该说并不是只针对孔乙己一个人的，而是科举制度土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