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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当务之急 　　2月22日，吴晓明教授以《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为题在“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发表演讲。吴晓明认为，哲学是思想的力量，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今天仅仅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 为什么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它的含义包括在什么是哲学当中。哲学，西方人叫做Philosophy，即爱-智慧。智慧与一般所谓知识或学问不同，如《基督山恩仇记》中法利亚长老所说，“博学不等于智慧”。中国的哲学家也很早把握了这种差别。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学和思被区别开来。学就是知识或学问，思就是智慧或思想。这两者相当不同，但可以彼此补益。 因此，我们把哲学叫做“智慧之学”或“思想之事”。 如何积极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障碍就叫做“外部反思”。在哲学上，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本身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通俗而言，外部反思就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属于主观思想。 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归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斯大林的指示也烂熟于心，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他们知道一般原则：暴力革命以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他们只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结果中心城市一次一次武装起义，但一次一次失败。在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社会的独特内容，只有主观的外部反思。唯当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曾一度有把苏联的经验无条件运用到中国的倾向。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甚至比那时有过之无不及。只是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只要一谈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道路时，往往会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我认为，这是当今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 大家可能会说，外部反思也是一种思。对的，但这叫思想的异化。一般原则是思想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又反过来阻碍思想。外部反思可以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但却是无头脑和无思想的。所以黑格尔把只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叫做现代诡辩，只是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 因此，要积极地开启思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批判的方法，这也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今天尤其重要。“批判”之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康德是批判哲学的开创者，他写过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叫做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简要地说来，就是人类知识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人类知识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被叫做“批判哲学”。由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巨大贡献，批判方法在思辨哲学中被大大地扩展和深化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过：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 我想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批判方法的要点，对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是切中要害的。外部反思的要害在于：它是完全非批判的，它从来不去追问一件事情或一个原理的前提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黑格尔之后，批判方法被继承下来，并依然以某种方式作为哲学思想的主轴。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批判”如何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并具有怎样的意义。伦理学中有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即无条件的公平。它可以这样来描述：如果要公平地分一个蛋糕，那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公平，而且是形式的公平。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从今天的两百人中挑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他会怎样切呢？他一定是尽可能平均地切；因为只有这样，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时才能得到最大的一份，即二百分之一。没有可能更大，但有可能更小――只要他切得不平均。 现在让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我们会发现，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需要前提的，这样的前提叫做“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只要具备这两个前提时，才能建立起这种公平。因此，在中国就难以设想这种公平能理所当然地建立起来。因为在中国，利己主义的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原子个人却还未曾真正产生出来――西方的原子式个人是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而确立的，而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 既然这种公平具有前提，一定也有其限度。但凡这样的前提不具备时，此种公平的界限就显示出来。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家里分蛋糕会依照什么“形式的公平”来分吗？不会的。也许胃口大的就吃多一点，胃口小的就吃少一点，甚至这种不平均却被看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