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与七十年代的库哈斯.docx

六十与七十年代的库哈斯朱亦民?本文原载于《世界建筑》2005年第7、9期（文中插图注释暂略）在那个时刻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在其中仅有的真正的确定性就是永远的不确定，仅有的安全就是不安全。——安德烈·布朗齐《平衡的诗学》如果不能找到我们的路，为什么我们还要拥有头脑？——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引自《癫狂的纽约》前言?库哈斯的建筑与城市理论在1990年代中期随着那本《小、中、大、超大》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十年以后的今天，他已经成为建筑界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由于他的影响形成了普遍的对城市研究的兴趣。在建筑学中，传统的以形式美学为基础的理论让位于实用主义的对专业知识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追求。确切地说，库哈斯已经成为一种建筑现象。在1960年代之后，还没有哪一个建筑师能象他这样，以一个人的努力如此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建筑学和城市理论的发展方向。在某种意义上，他和我们每一个从事建筑师职业的人都有关系。对他的分析、评论和批判，也是对建筑学的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剖析和批判。库哈斯的理论，由于对城市问题的特殊关注，对于当今中国建筑师的实践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设计方法对中国建筑师的影响，并且围绕这个话题所展开的热烈讨论。关于他的理论与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我们也能听到种种夸大和过分溢美之辞，以及对他的理论和方法的曲解，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库哈斯在中国建筑的话语圈当中，要么被简单地拒之门外，要么则被加上一层神秘光环予以拨高和偶像化，这两种做法都抑制了正常的讨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思想领域里东方的和西方的，中国的和外国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之间的差异也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用传统的带有民族主义特点的文化视野去看待来自西方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另一方面，不加批判地盲目追随和照搬也是十分愚蠢并于事无补的。关于库哈斯，我们亟需要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在基于对全部事实的了解和把握之上对他的想法进行检验和批判。我们必须分清楚哪些是具有长久价值的真知灼见，那些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时髦货色。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尝试对库哈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经历和建筑活动进行一次较为完整的考察，发掘他的思想形成的过程和脉络，把他的理论和方法放在历史的背景和语境下进行讨论。通过对库哈斯早期职业生涯和活动中较为重要却较少为人所了解的经历和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事件的揭示和分析，我们将有可能从一个更全面、客观的角度对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进行批判，澄清对他的误解并驱除笼罩在他头上的神秘光环。以此为契机，我也希望能够一窥当代西方建筑与城市理论发展的脉络和线索，重新界定西方建筑理论与中国建筑实践之间的关系。?一、1960年代：从记者、剧作家到建筑学学生1944年库哈斯出生于荷兰。在他8岁时，全家人移居到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在那儿生活了4年。1956年返回荷兰，定居阿姆斯特丹。1963年，库哈斯开始了他5年的记者生涯。作为文化专栏记者，他为《海牙邮报》（实际是一本杂志）工作，直到1968年离开荷兰前往伦敦的建筑协会学校（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学习建筑。在为大家所了解的库哈斯的经历中，1960年代是最少为人所知，但又十分关键和特殊的时期。一方面，由于做记者工作的经历，使得他日后能用一种超越美学观点的眼光看待建筑问题。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的激烈社会变革和动荡中，库哈斯象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形成了藐视权威、挑战社会传统和既有价值体系的世界观。巴特·洛茨玛（Bort Lootsma）一篇题为《库哈斯·康斯坦特与1960年代的荷兰文化》的文章中，对库哈斯1960年代在荷兰的活动和经历给予了较为完整的披露。（1）图1据巴特·洛茨玛介绍，库哈斯的工作主要是文化专栏记者，并主持一个名为《人·动物·东西》的闲话专栏。年轻的库哈斯精力充沛，胸怀远大抱负。还有着典型的荷兰人的玩世不恭的气质。由于工作的原因，库哈斯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一些著名人物，他所采访过的人中包括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荷兰艺术家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以及大名鼎鼎的勒·柯布西耶。这些人毫无疑问对他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库哈斯并未拜到在这些大师脚下。他文字犀利，言辞刻薄，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这些名人巨匠的行为、活动进行放大后的评判、调侃和嘲弄。在采访费里尼的时候，由于他拒绝配合，库哈斯没有机会与他交谈，只好转向他周围的那些人以及对他的古怪行为的描绘。在最后写成的关于费里尼的文章中，库哈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位天才的导演，“被一帮笨蛋和小人所包围。而这些人却能够奇怪地对费里尼的电影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2）。他介绍柯布西耶的文章则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