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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的烧成与分类 A 我国古代陶瓷器的烧成 　　我国古来造字的标准原则，不外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谓“六书”的方法。对一个汉字的分析研究，往往可以从中得出当时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规律。为了归纳我们的祖先对陶瓷本质的解释，不妨先从文字谈起。 　　“陶”字古作“匋”、据汉许慎《说文》的解释是“瓦器”。汉司马迁《史记》上也说“匋，瓦器也”。在梁顾野王《玉篇》中才正式指出“今作陶“。本来“匋”字按明张字烈《正字通》的注释为“余韶切，音遥，与窑同”，并且引古语说“南山有汉武旧匋”。又据《一切经音义》解释说“按西域地之卑湿，不能为窑，但累坯器露烧之耳。诸书亦借音为姚，字体作窑，音姚”。而《中国风俗史》内则进一步解释说“陶，窑字，古止作匋。外从勹，象形。内从缶，指事也”。说明“匋”字是包之古体“勹”与“缶”字结合而成，本是“窑”的古字。按古人造字的习惯看来，“勹”代表穴窑或馒头窑，“缶”代表陶瓦罐之类。这个字的出现，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最初的陶窑特征和器物属性。虽然象《一切经音义》的作者唐僧元应所说的那样，西域一带因为“地之卑湿，不能为窑”，直到唐代还有部分地区保留着“累坯露烧”的原始方法，但毕竟是个别现象。例如早在《诗经·大雅》内就有所谓“陶复陶穴”的词句，《尔雅、释丘》则说“再成为陶丘”。汉刘熙《释名、释丘》也说：“再成曰陶丘，于高山上，一重为之，如陶灶然也”。这些都说明由于生产发展，穴窑渐不适用，因而依山傍丘，改在斜坡、丘陵地带构筑所谓“龙窑”。由于“丘”、“阜”同义，所以用来作为偏旁而有“陶”字的出现。如《尔雅、释名》说“土山曰阜”，《说文》也解释说“陶”，再成丘也，从启，陶声”。由此也可约略看出我国早期制陶工艺在烧成方法上的发展过程。并且得知古人对“陶”的本质解释是“瓦器”。 　　决定陶瓷器本质的条件除了内在的原料成分外，还同外在的窑炉有无乃至烧成方法分不开。换言之，一定的窑炉结构和烧造技术才能生产一定品质的陶瓷。我国古陶瓷窑炉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古陶瓷性质的变化。总的看来，是由升焰式逐步发展为半倒焰式与平焰式。由于结构的限制，升焰式窑炉的温度、气氛都不具备烧成瓷器的条件。而半倒焰式窑炉既可烧陶也可烧瓷。例如前面所说的无窑“累坯露烧”和“穴窑”以及升焰式圆窑、方窑等都属于升焰式，“馒头窑”属于半倒焰式，“龙窑”属于平焰式。 　　原始的烧陶方法是不用窑的。不仅从文献上得知的唐代西北一带曾保留过这种古老的烧法，而且根据最近的实地调查，至今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无窑烧陶法”仍然持续未变。这种方法是在地面上铺放适当的柴草，放置晒干或烘干的陶坯后再用干柴草包围四周及顶部，外面涂抹一层薄黄泥浆（约1厘米），并留有通风小孔，以免燃烧过快。然后将地面柴草点燃，任其自然升温，约经二至八小时便可烧在陶器。由于这种烧陶法不能控制升温速度，尤其当周围柴草燃烧时，使陶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只能烧低温（约800以下）的氧化气氛，所以烧成的陶器呈红色或褐色。而一部分和草木灰接触的陶器则因受烟熏而成灰陶或黑陶。 　　从无窑到有窑烧制陶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中以“穴窑”出现最早，今日考古发掘所见，我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南北各地商代以前的陶窑，大多属于这一类型，至少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穴窑有竖穴、横穴之分，小的只烧一件陶器，大的直径可达一米。有的穴窑底部分布进火孔（ 孔），孔下是火道。从发掘的古窑址看来，进火孔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大小及数目各不相同。火道的排列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围绕窑床一圈呈环形（如陕西汾县下孟村陶窑），有的并列分支（如河北邯郸涧沟村陶窑），有的呈非字形（如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陶窑）。还有的穴窑并无带 孔的窑床，火膛和窑室是连成一体的，陶坯放在垫柱上（如河南陕县三里桥与山西芮城东庄村的陶窑）。 　　虽然穴窑四周有窑壁，可以避免大量的冷空气，使烧成温度略有提高，但也很难控制空气量，所以仍是烧1000以下的氧化焰。产品多为红陶、褐陶。如果投柴过多，或将窑顶封闭，就会产生大量的游离碳素，使陶器薰烟而成灰陶、黑陶。例如仰韶文化时期的红陶、灰陶、黑陶往往同时出土，而龙山文化时期的灰陶、黑陶也不例外。这些都可说明它们在氧化气氛而且熏烟的情况下烧制出来的。 　　这种挖在地下的圆窑直到商代仍在使用。但窑室直径逐渐增大，有的达到1.5米（如河北邢台曹演庄陶窑）乃至1.8米（如河南郑州碧沙岗陶窑），而且多数将燃烧室的位置移至窑床的正下方，容积也比较宽大。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陶窑在结构上有了许多改进，从而才有可能提高烧成温度。如郑州二里岗早期红陶的烧成温度为1000上下，而硬陶的烧成温度竟达1180左右。同地出土釉陶的烧成温度也与此相近。这种“釉”是用铁作为着色剂而烧成的铁青釉，釉的熔剂主要是氧化钙，属于石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