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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采靡丽”的汉大赋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摘 要：一直以来，虽然偶尔有人对汉大赋作品的文采表示肯定，但仍然不断有人批评汉大赋作品的语言过于华丽，而且这种批评之声还占据了上风。汉大赋作品的语言之所以如此华丽，与其颂扬性创作本质、作家们在创作时的自觉追求、描写的客观对象、作者的文化修养和当时文字学的发达及作品中俪辞偶句的普遍使用有关。 　　关键词： 辞采靡丽 汉大赋 创作本质 　　一、汉大赋的坎坷命运 　　作为有汉一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式，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汉赋，汉大赋卓荦独立于两汉四百年间，洋洋洒洒，轰轰烈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宏篇巨制，大可以“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小可以洞微索隐、细及毫发，真实地表现了汉王朝大国的风貌，传达了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是一种颇富创造性的文学体式，实为两汉文学之正宗。所以，清代的焦循在《易余?a录》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 　　但是，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流，其命运却比同为一代文学主流的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坎坷。自它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无以复加的否定和责难：曾钟情于汉大赋创作的西汉文学家扬雄说汉大赋“劝百而讽一”，“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晋代的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批评汉大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南北朝的挚虞在《文章流别志论》中给汉大赋归纳了“四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责汉大赋“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清人程廷祚在《骚赋论》中说汉大赋“专于侈丽宏衍之词”，“有助于淫靡之思，无益于劝戒之旨”……简直把汉大赋批判得一无是处。 　　而且，在所有对汉大赋的批判中，从汉代开始，几乎各朝各代都有人指责汉大赋的语言过于华丽，就好像汉大赋的辞采过于华丽已成了完全的定论，其不断被批评似乎已不可避免。例如，除了前文我们已引用的左思、挚虞、刘勰和程廷祚等人的批评外，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批评司马相如的赋作“靡丽多夸”，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批评司马相如的赋作“寓言淫丽”、“文艳用寡”，又在《汉书?艺文志》中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等“竟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扬雄也认为汉大赋写得“极丽靡之辞”而加以批评。他们都认为汉大赋写得过于华丽，以致淹没了其思想内容。后人对此也是随声附和，如明代方孝孺说：“汉儒之文，有益于世，得圣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贾谊。攻浮靡绮丽之辞，不根据于道德者，莫陋于司马相如。”清人魏谦升则完全沿袭刘勰的看法，说汉大赋是“妖歌曼舞，终嫌不肃；繁华损枝，贻诮雾?e”。 　　二、汉大赋作品辞采突出的原因 　　但是，在众多指责声中，也有不少有着独到眼光的学者文人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三国时杰出的文论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对曹丕的这种论点，鲁迅先生就极为赞同，所以他才会称赞历来往往被指责为“竟为侈丽宏衍之词”的代表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说司马相如“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因此，我们对汉大赋注重辞采华丽的重大意义应当加以珍视，而不应完全进行如此激烈的批判。 　　汉大赋辞采华丽的特征之所以会如此典型、突出，其原因有很多，许多学界的前辈对此进行了不少探讨。其中，尤以龚克昌先生在《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杂志1988年第5期）一文中的论述最全面、最具有代表性。龚先生认为，汉大赋作品的辞采之所以如此突出，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由描写的客观对象决定的。因为大汉帝国繁荣的社会现实，给赋家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构筑雄伟壮丽汉大赋的背景材料。同时，他还引用了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中所说的话加以佐证：“汉大赋虽然很少有作者个人情绪的表现，然而它的华美、庄严和壮丽正是大汉帝国全盛时代之雄伟的呼声。” 　　第二，是由歌颂的性质决定的。因为汉赋创作的基本倾向是歌颂，而人们对自己所要歌颂的事物总喜欢用一些美丽的语词对其加以描绘。这就决定了汉大赋的作家们在创作中必定会尽量多用华丽的、动人的、给人以美感的词语表现所要歌颂的事物，从而使汉大赋作品的语言显得十分华美、极富文采。同时，龚先生还以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写天子出猎的那一段为例，“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U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叔孙奉辔，卫公骖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说明作者的确选用了许多华美的词语颂扬天子的出猎，让人一读，颇具气势的美感顿生，给人一种富丽、华美之感。 　　第三，与作者的文化修养和当时文字学的发达有关。在汉大赋的四大名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之中，除张衡外均有文字学著作问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