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不假器”.docVIP

“声不假器” 　　“时代动乱，思想活跃导致了人的自觉。与春秋末期第一次觉醒不同，这一次人的觉醒不是以群体为本位，而是以个体为本位。这时的文人挣脱了儒学名教的束缚，注意的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人的命运，关心的不是社会的功业而是个人的养生，追求的不是外在的行为道德而是内在的才情风神，因而生命意识空前增强，不同个性充分显露。人的觉醒又导致了鲁迅所谓‘文的自觉’，即各门类艺术及其美学的发展与繁荣，我国艺术至魏晋而一变，至宋元明清又一变与两汉时期相比，魏晋至隋唐的音乐美学思想具有显著的特色：一是摆脱经学束缚，不作牵强烦琐的外部比附，而开始探索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内部规律。 ”[1]上文的引述中， “人的自觉”催发出了“文的自觉”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说明，而“文的自觉”却只指向了对艺术的本体的建构过程和作用――“开始探索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内部规律”。这对于艺术学、美?W的建构虽说是必须而且是合理的，但对于艺术与文化，人文精神的建构却是不利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为一种阻碍。 　　从人文精神的层面看，魏晋文化 “人的自觉”非仅是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由外而转向内的内与外的差别。社会功业，个人养生，行为道德，甚至是“内在的才情风神”都是外在的，真正内在的应该是“性”，即所谓魏晋人所高标的“尚情任性”中的“情”“性”。“性”“情”“理”统言之无异，曰“性”皆可；亦可分言（或所谓“析言”），在天曰“理（道） ”，他们的“情”“性”在物曰“性”，于人则可谓之“情”。即所谓“生命意识”。而激发出这生命意识的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现、哀伤，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喟叹，从建安到晋宋，从中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中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2]的是人生价值的重新定位和思考，“正是在这种基础之上，与歌功颂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差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3]。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既可视为一种价值转移，同时，这审美和艺术又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映人生价值、生命意识的思考，是建构的过程、方法或工具，而并非是 “人的自觉”所傍出、侧开的一枝。既然二者构成的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所以它就是关于人的一种思想，一种人生价值，生命意识的思索与反映。因此可说，艺术本体是就艺术本身的思考和研究，但这个本体，回到人的本体，通过对人的本体的反哺，对人的精神和思想进行陶塑，才能真正体现出艺术价值，更大地彰显艺术的特性，并赋予艺术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而这也应成为我们艺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生命意识、生命精神的彰显，对于创造了“文的自觉”的魏晋人而言，艺术或艺术形式或方法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反倒是那些更多的，非艺术的“言行”因包含丰富而精彩的生命精神和意趣让我们不得不欣赏和认可它们就是艺术的，或是美的。人物品藻，其关注的是人，是通过外在的才、貌、容止看其“性”“情”之所定、所钟。“由个性、情感、才藻所构成的气质便是当时人物品藻的重要审美标准” [4]，所以， “个性的才情”“玄味的气质”“超人的仪表”，直到“酒”与“药”，甚至与“闲情娱术”，无不漫润着美，又无不涉及于艺。他们所彰显的是人或“我”，而他们的美与艺则是围绕着这个“我”而展开。《世说新语》将围棋纳入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魏晋人通过它能实现“我与我周旋久 ”的自我唔对和观照，并据此作下“宁做我”这样的人生定位和生命的取向。“不假于物”，即是不依傍才气的、真性情的表达。就艺术而言，也就是不假于艺术的“形”与“名”的，真艺术和艺术的表达。 　　上述观点，就艺术的本体而言，并非是空穴来风，更不是对艺术的强加或牵强附会。这在古代乐论或音乐、音乐美学思想中自有来处，或至少可以说是有搭接的依据和可能性的。 　　成公绥《啸赋》：“逸群公子，体奇好异。傲世忘荣，绝弃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乃慷慨而长啸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飘游云于泰清，集长风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遗余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乃知长啸之奇妙，盖亦音声之至极。 ”第一，《啸赋》中的“啸”是“音乐”的，因为被《文选》编在了“音乐”类。虽可说古人不懂“艺术”的乱编，但也可说我们被自己规定的概念所束缚。“啸”，李善注引郑玄《毛诗笺》为“蹙口而出声”，《毛诗》“其啸也歌”。而按今“图”以索之，只能归在“口技”。第二，“啸”只是一种音声或音声的组合，但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