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新见历代古玺印珍品略述.docVIP

“盛世”新见历代古玺印珍品略述 　　玺印在我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周礼》地官司布条下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记载，郑注：“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此为关于玺印最早的史料记载。按《说文解字》释“玺”为“王者印也”，“印”为“执政所持信也”，“节”为“竹约也，从竹”，因竹节长短有序，又引申为法度、节操，所以“节”作为实物来说，在古代又是人臣的一种身份凭证，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之“节”即为此意。故“玺节”、“印章”，在古代起初的用途，就是作为取信的凭证。 　　随着历史发展，“玺印”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含义与用途，“玺”与“印”也有了级别甚至性质上的差异。《汉官仪》称玺“古者尊卑共用之”，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则明令皇帝之印称为“玺”，人臣及其他私印则称为“印”或“章”，汉承秦制，在官印系统上也依秦制，但并没有秦代那么严格，如出土的汉代后印“皇后之玺”、诸侯王印“广陵王玺”皆称玺而不称“印”，即是佐证，这也是有文献所记载的。关于古代玺印的用途，沙孟海先生分的较细，将其总结为六种，笔者则认为其用途简言之即：表权威、明身份、取凭信、趋吉避凶、箴言自诫、陪葬幽冥。无论官印、私印，其用途皆不出此。 　　在古?r，玺印的使用方法可分为“封泥”与“钤朱”两种。先秦玺印、汉印系统可归入“封泥”时代，隋唐以后之印章，则可归入“钤朱”时代。而我们现在所用的印章，则一律用之以“钤朱”之法。 　　此处刊载近年所出土、面世之数十枚古代玺印，既具有“封泥”时代的古玺、秦汉宫私印，又有“钤朱”时代的隋唐官署印章，其囊括的范围可称广泛，其体现的价值可谓极高。下面笔者将选其有代表性者数枚，试为申说之。 　　先秦玺印《（鱼文）（府贝）》与肖形印《鹤食鱼》虽一为官印，一为私印，但其所具备的“封泥”时代玺印所特有的使用特征，却是相同的。《（鱼文）（府贝）》的四个边栏高于印文所处的平面，用平面钤朱的方法，是难以呈现其印文的，必须将其抑压在软泥上，取立体的形式，方能呈现出印文的全貌（此处所刊朱蜕为将软纸覆于蘸过印泥的印面，用手抑压纸背，使其凹入印章边栏所得，如处平面，则绝难得此）。王献唐先生称此种印章的制作初衷，是为了以边栏来保护印章内文，三晋小玺及狮子山汉墓也出土过类似形式的玺印；至于肖形印《鹤食鱼》，则更不必赘言，单看其朱蜕与封泥的对比，即可找出区别：鹤、鱼身上的纹路，必须通过立体的封泥，方能完整地呈现出来，而朱蜕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个大概的形状，个中细节，则无能为力。这类形式的印章，为“封泥”时代所独有。 　　《华成君印》是一方从印体本身到印文风格都极为精美的印章。从其印文风格来看，田字界格为秦代官印的代表，秦代官印之所以多加田字界格，盖因彼时入印的小篆，并未完全印化，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方圆屈曲，与方形的印章不相协调，因而以田字框之，取其规整。到西汉初年，承袭秦制，加之汉代的摹印篆也即缪篆尚未完全成熟，所颁发的官印，依然带有田字界格，故而此印的断代，单依其风格论，难以精确到具体的朝代。据《史记?乐毅列传》记载，“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日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此印或为乐叔封君之印？未可知也，尚需进一步的考证，但其极高的艺术、历史价值，确是不容置疑的。 　　庄新兴先生提出新莽时期的印章有一定字数的制度要求，一般不能低于五个字，此时对字数的要求，在中国官印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印文的排布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行数（多为三行），这又是新莽时期官印的一大特点。其在文字结体方面，继承汉代官、私印章的优点，加之制作工艺多为失蜡范铸，故而印文风格极为精美，堪与玉印比肩。此处所刊载《陇西牧师令》一印，考诸前者，当为新莽官印中的精品。 　　驸马都尉，为汉武帝时所置官职。皇帝出行时所乘的车驾，由奉车都尉掌管，随行的车驾，则由驸马都尉掌管。此处刊载《奉车都尉》与《驸马都尉》各一方，但《驸马都尉》从印章实物到印文，皆较《奉车都尉》精美，尤其《驸马都尉》的龟钮，除龟背花纹精致繁琐之外，龟背的边缘尚有一围环纹以圈之，可谓极尽华美。 　　《黄略六面印》为魏晋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私印，其特别之处不仅止于其六面皆印，更因其印文风格的特殊性而称胜于印史。史载曹喜善篆书，尤精悬针之法，然世不传其书迹，此印文字重心居高处，长划垂脚尖锋出笔，作悬针状，或为曹喜之遗法，当不为谬。 　　《渑池长印》为南北朝时期的典型官印风格。“渑池”知名于秦赵会盟，而“渑池长”则应为渑池的地方行政长官，级别不高，固其印钮也与其他下级官吏的印钮同为普通鼻钮。观其印文，四字有三字不合篆法，这与南北乱世，艺文不举的情况是不无关系的，但就是这种解散篆法，篆隶趋同的结字，营造出了一种区别于正统汉宫印肃穆整饬之外的另一种不衫不履、清奇古拙的艺术风格，其印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