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号》看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意识中的复杂性.docVIP

《海角七号》看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意识中的复杂性 　　【摘 要】《海角七号》是台湾电影中里程碑式的存在，这部电影成功的背后体现了台湾的日本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意识中的复杂形象――侵略者与启蒙者。 　　【关键词】台湾；日本文化；殖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4-0157-01 　　《海角七号》在2008年上映，一上映便得到?_湾民众的热烈支持。《海角七号》以六十年前的七封情书作为贯穿整部电影的主轴线，这是一位日据时期的日本老师在日军撤离台湾后写给在台湾的爱人的情书。在这情书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些政治性的暗喻。情书是由台湾导演自己创作的，但却是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上构思的。可以说这是从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去揣摩日本人想法，而台湾人却也身处其中成为倾诉对象情况的作品。 　　第一封情书中，日本老师写道：“你还站在那里等我吗？”电影中的老师与学生，是日本与台湾的对照。一个是殖民者，一个是被殖民者。殖民者因为战败必须要撤离殖民地，却对殖民地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殖民者怀着悔恨的心情，被殖民者也有不舍之情。这是台湾在第二次大战后被遗弃的政治处境。 　　第二封情书老师将日本人的情感写了出来，“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有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呈现出了身为小人物对大政治时代背景的无奈与悲哀。 　　第四封情书又写道，“不明白我到底是归乡，还是离乡！”第五封情书中的“我在众人熟睡的甲板上反复低喃，我不是抛弃你，我是舍不得你。”这是台湾导演、编剧揣摩日本人对台湾殖民地的情感，也可以解释为日本教师对台湾生活的不舍与认同。这背后展现出日本对于台湾的归属与认同感。事实上，在日本占领台湾的五十年中，有相当多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受到大时代环境的影响，必须返回日本本土，离开它们的“故乡”台湾，心理产生了一种错乱感。 　　除去离台的日本人的情绪，影片也展现了日据时期曾生活的台湾人的一面。茂伯是一位受过日本教育的老邮差，他展现出的个性相当程度刻画出了在日据时代在台湾受过日本教育那一代人的印象，个性固执、嘴里唱着日本调。电影中的多数角色是青年人，他们之间有冲突、有相爱；有纷争、有和解；有勤奋、有妥协，这些正是描述了台湾社会的多元现状。电影不断地凸显他们如何由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组成一个团体，最终结果是上台表演的成功。这次演出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表现他们如何融合成一个“台湾人”，或者是一种大和解的概念。Chialan sharon wang认为其演示了一种准民族性语言，将台湾受挫的国族认同重新定位成一种本土的骄傲感，电影将真正的台湾性稳健地放置在未定的国家属性之上。[1] 　　《海角七号》的成功离不开21世纪时台湾崭新的社会局面的影响。21世纪台湾最大且最重要的政治社会事件，就是2000年完成台湾民主史上历史性的政党轮替，反对党在成立的十四年后赢得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置。这与80年代末、90年代持续进行的社会民主与自由化有关。 　　事实上，日本在台湾人眼中不仅仅是一个殖民者却更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日本资产阶级与台湾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加上汉民族与大和民族的民族矛盾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抗与压迫是不可避免的，数不清的反抗与镇压，这些血腥的代价在台湾另一部电影《赛德克巴莱》中有更为深刻的展现，这种屈辱与杀戮的血与泪组成了台湾不能忘却的伤痛。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表达了对日本殖民统治强烈的仇恨感，如《八百壮士》、《英烈千秋》等。 　　台湾的日本文化情结是台湾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进入50年日据时期，日本统治者极力破坏中华文化、灌输大和文化及“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思想，试图将台湾民众同化为日本的二等公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执政至新世纪民进党掌握政权，“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文化意识鼓噪一时，甚至衍生出极端偏执的“台独”言论，煽动台湾民众的独立意识，将大陆割裂为外国，彻底否认台湾文化的中华血脉。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台湾移民与原住民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甚至影响到台湾社会的道德水准与经济秩序。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马英九开始推行“去独化”运动，恢复中华民族认同，但依然秉持原有的政治立场，在两岸统一问题上自我桎梏。[2] 　　历史对台湾的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台湾的文化是以中华汉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但在殖民时期日本对于台湾的统治除了涉及政治、经济的控制之外，思想文化的控制是殖民统治遗留给台湾社会最大的隐患，这种后殖民的效果也并非一世一代就可以消除和抹去的。这种台湾人的日本文化情结包含着这样两种对立的情绪，首先是樱花，樱花是日本的象征，灿烂又美丽，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