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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代与个性 　　他和许多当代从事中国画创造的艺术家一样，在复归传统方面所做的努力，是为了创造具有现代感的艺术。 　　阅读王西京先生的水墨作品，走近他几十年走过的艺术历程，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就是：他是与时代同步具有文化自觉性的艺术家，他的一幅幅作品，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从社会意识到审美理想的变化；他个人的艺术审美趋向，反映了他对民族传统史化和艺术的深刻认识。 　　自古至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艺术家也不例外。但是，这并不表明在同一时代生活中的人，对客观社会环境的主观反映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都在同一个水平之上，这是毫无疑义的。每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了他的选择取向，对艺术家来说，还有与之相关的艺术观的问题。 　　王西京是一位有使命感的艺术家，他是在1968年从专业学校毕业后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他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大量临摹古代人物画和连环画创作提高了自己的造型技巧，尤其是以线为基础的中国画造型能力。在1969至1974年间，他创作《越南女英雄》、《林中响箭》两部优秀连环画，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应该说在对待传统中国画的问题上，他是有心人。1978年他出版了自己编写的书《中国线描人物画技法》。这当然与他生活在这个有悠久文化历史和有中国画传统的西安有关，但也说明他勤于自学、勤于钻研传统艺术，在同辈人中较早自觉地?J识到中国画的价值。 　　王西京的自觉性还表现在另外一方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许多艺术家纷纷选择重大历史题材进行创作，这就使一些艺术家在题材选择上下功夫颇多，而在艺术处理上却经营不足。王西京80年代以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很注重艺术本体，注重语言自身的感染力，既有写实的造型技巧，又有中国画的笔墨功力。 　　20世纪的中国画人物画创作，吸收西画素描造型之后出现了写实的倾向。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传统中国画的否定，这种看法似乎脱离当时的历史实际，不够全面。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创作吸收西画写实造型，是在“五四”之后“中西融合”大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 　　不可否认，“中西融合”大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艺术有积极推动的一面，也有压抑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一面，那时因为“西学”以强势的姿态“东渐”，写实造型的西画也是以“科学”的方法被引进来对传统文人画加以“改造”的。但是，中西艺术交流、碰撞的过程，产生了刺激和推进中国传统艺术向现代转型的积极成果，尤其在人物画领域。当然，“新体”人物画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如何把西画的素描写实造型融进以线为基础的国画写意造型之中，需要几代艺术家的努力。 　　当王西京走进中国现代人物画画坛时，他也和同辈画家一样面临这一课题。他在一系列历史人物画中逐步摸索出解决这一课题的方法，反映他这一阶段创作成果的代表作当推1984年完成的《远去的足音》。 　　王西京对传统文化精神、对中国画特有的观念和技巧的认识不断在深化。80年代中期之后，他在人物画上新的追求表明他有新的心得和体会，有新的艺术追求。他创作的以《人民领袖》和《鲁迅》为代表的一系列描写国家领导人和历史人物的绘画，在艺术风格上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更重视线的表现力，更注意发挥虚白在布局中的作用，语言更具有写意性，一句话，更体现出传统文化精神。他似乎把写实造型技巧隐藏在画的深处，不让它表露于外，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仍然可以感觉到他得益于写实的造型功底。 　　这种风格的变化，对画家个人来说，是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体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时代给中国画创作提出的新课题，与其说这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某些偏差的一种补偿，毋宁可以看作是“旧”（包括文人画在内的中国古代绘画传统）与“新”（“五四”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整合”。不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多少意见分歧，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当代中国画的人物画要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这决不意味着要单纯地走文人画老路，但在文人画的优秀传统中有可以汲取的重要养料；“新体”的写实型人物画必须体现民族精神。 　　王西京的思维是辩证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似乎三个重要的概念在他脑中徘徊，那就是“民族传统”、“ 时代”和“个性”。因此，他的艺术风格的变化或转型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做”出来的。他的许多描绘古代文人雅士或以古代诗词为题意的人物画，十分讲究笔墨语言，如笔线的遒劲洗练，墨色的丰富变化，在点、擦、皴、染中显示气韵，在变形、夸张中抒发自己的主观感情，根据描写人物特定的情景表达不同的意境。 　　这些画没有重蹈前人的老路，而具有自己的个性特色。这表现在：一是格调清新、高雅；二是在甲面的线造型中形象有内在的饱满感。深谙民族传统艺术的情趣和格调与精湛技巧，又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的王西京，在向艺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