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与唐史研究_159392.doc

敦煌学与唐史研究 [标签:来源] 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尤以在唐后期五代者居多。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1]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发现都可以说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为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新潮流逐渐扩大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拟对190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的有关情况略作回顾，并对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 自1909年至今，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至1949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第三阶段。 一 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09年至1925年《敦煌掇琐》出版以前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拍照。同年九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十一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1910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敦煌零拾》（1924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24年，罗福苌辑）、《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五月，东方学会编）等。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2]，有关唐代的文书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辑录者还以跋、按语、提要和论文等形式对上述文献进行了探索。这一时期所公布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西北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调动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趁机向唐州县发起进攻，自756年至763年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以后又从东向西至786年攻占了整个河西地区。公元840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因内乱被黠嘎斯击溃，部众大批西迁，进入河西与天山东部地区。842年，吐蕃王国因内部权力之争而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其在陇右、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48），沙州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后上表降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直至十一世纪上半叶，张议潮家族和曹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一百多年。归义军的控制区域，兴盛时包括整个河西及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九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沙二州，其东的酒泉、张掖地区被由西迁回鹘建立的甘州会鹘占据，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温末部的活动地域；其西则有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归义军政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误。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的官私文书和史籍，为学术 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就开始了有关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即有《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P．4640）、《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P．4632＋P．4631）、《曹良才画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