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戒毒模式的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doc

云南戒毒模式的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阮惠风 房红 王建伟 云南沿边地带的非法吸毒活动，具有人数多，分布广，结构特殊，情况复杂等一系列特点，经过多年的戒毒实践，云南的戒毒工作取得了诸多成效，但面对新的戒毒形势，尤其是《禁毒法》颁布以后，对戒毒工作提出了诸多的新要求，如何结合《禁毒法》有效开展云南戒毒工作，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一、云南的戒毒模式及成效 （一）自愿戒毒模式及成效 1.陇川的金木玲模式 2001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城子镇曼冒村委会上寨坝村的普通妇女金木玲和村子里另外17名妇女,针对村里男人吸毒、家庭生活难以为继、村里妇女纷纷外逃的情况，秉着“我想挽救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庭和我们民族的后代子孙”理念，组成了妇女戒毒班，劝说村子里的男人戒毒。经过一段艰辛的历程，克服了种种困难与危险，至2004年，情况逐渐好转。截止目前，金木玲村子里的复吸率为零。 这一以家庭妇女为龙头的禁毒防艾模式，被媒体称为“金木玲模式”，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支持。 2.彝族的虎日禁毒模式 1990年后毒品交易与毒品滥用在云南丽江地区居住的一部分彝族民众中扩散，当地嘉日家族的有识之士苦于缺少外界强有力的支持，于是寻求传统的民族习惯法，选择过去进行战争或集体军事行动的“虎日”，举行了禁毒盟誓大会、实行自救行动，由家族长将禁毒的誓言刻在岩石上，担保人从家族的禁毒委员会的手中将所担保的吸毒人员带走，此后监护其直至完全脱毒，人们将其称之为虎日戒毒模式。 在成效方面，至2002年，原22名吸毒者中，14人成功戒毒，且该家族中没有新增吸毒人员。因此，庄孔韶等学者评价：彝族的家族禁毒仪式是一个动态的并且有延伸性的社会实践，相比通常90%以上的复吸率，其禁毒的成功率实所罕见。这一模式为少数族群社区中利用传统文化资源预防毒品与艾滋病提供了思路。 3.思茅（现普洱）民间戒毒模式 2002年10月，在思茅市戒毒所和市红十字会等部门的支持下，普通市民李继东投资200余万元建成“重生预制板厂”，开始收戒思茅市强制戒毒所戒断人员为工人，实行“人性化关爱，准军事化管理”，积极探索 “无毒品＋无歧视＋生产自救＋劳动康复＋灵魂重塑”的“帮教模式”。三年过后，工人们不仅戒掉了毒瘾，还学会了开车、做地砖、干建筑活，并亲手建造新厂房，重生厂成了戒毒人群中口口相传的温馨家园。 4. 美沙酮维持治疗模式 随着神经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吸毒已被证明是一种极易复发的慢性脑疾病，需要采取长期的药物维持治疗。近年来，为减轻吸毒者对海洛因的依赖，控制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的传播，并减少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我国开始在部分地区的吸毒人群中开展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工作。 云南省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始于2004年，截至2008年1月，已在14个州(市)的52个县(市、区)开设了59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和8个流动服药车,成为中国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数量最多的省份。 5. 昆明戴托普模式 云南戴托普康复项目囊括了教育、家庭治疗、医疗保健、HIV预防教育、职业培训和妇女项目等，设有医疗模式戒断部、心理咨询及治疗室、治疗社区、重返社区，还有分散在昆明市区、曲靖、宣威的7个门诊部，现已对上万人次的药物滥用者进行过美沙酮替代递减治疗、心理咨询等。 （二）社区戒毒模式及成效——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 2008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社区戒毒的期限为三年”，确立了当前戒毒体系中社区戒毒模式的法律地位与期限。但是由于禁吸戒毒工作的复杂性，各地社区发育程度的不一致性及为贯彻《禁毒法》实施而配套的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缺位等因素的影响，社区戒毒仍然存在着诸多疑点与问题，实施起来困难大。因此，对社区戒毒相关措施的具体实践与探索，显得尤为必要。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对社区戒毒中吸毒人员的社区矫正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结合《禁毒法》的立法精神与相关条款，将戒毒人员的社区矫正纳入整体的社区管理与建设活动体系之中，率先在昆明市挂牌建立起了九个社区矫正点，组成了由办事处禁毒专干、社区干部、社区医生、禁毒志愿者、派出所民警等多种力量构成的社区帮教队伍，摸索建立了一套新的社区帮教方法和工作制度，建立禁毒戒吸的社区控制网络，使禁毒戒吸工作由政府行为或公安部门的专项职能，变成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性的社区防治体系。 近年来，全区为176名矫助对象办理了低保，为35人安排了工作，为96人介绍了工作，给124人发放了困难救助金3万余元，为32人解决了子女入学等其它困难问题，受助人数达463人。通过帮助戒吸学员解决实际困难，使矫助对象恢复自立、自救能力，找到生活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为矫助对象巩固戒断成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再辅之以思想教育、心理矫治等方法，使戒吸成果得到了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