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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北平文化沙龙风波
1930年代北平文化沙龙风波 摘 要:1930年代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交往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具特色的文化沙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为学人们提供了公共交往空间。本文以“太太的客厅”风波为中心,对这一时期北平文化沙龙现象及梁家茶会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剖析了“太太的客厅”风波发生的时代背景及缘由。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单纯追求学人情趣而忽略学人责任的文化沙龙,争议在所难免。
关键词:1930年代;沙龙;林徽因;冰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48-06
1933年9月27日,已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冰心开始在天津《大公报①令人不解的是,这篇现实主义风格突出的小说发表后,当时十分活跃的文学界鲜有正式评论公开发表,但在学人内部却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小说中描绘的“太太的客厅”所喻指的对象及其所代表的在北平文化界方兴未艾的文化沙龙,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于这场因文而兴的沙龙风波,学术界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很少,且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其研究重点在于《我们太太的客厅》是否影射了林徽因,并因此使冰心与林徽因二人结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学勇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他指出,这篇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冰心“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②如果说所谓的“太太的客厅”,代表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潮的交际方式,“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③或是“京派文人的一种聚合形态”④的话,由《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引发的争论和矛盾,则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93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的理念分歧。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跳出个人恩怨的窠臼,更加深刻地剖析这一矛盾背后的“问题”。
1930年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文化研究及文学创作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在北平,以高等院校,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为中心,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他们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思维活跃,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文化世家背景。“一方面禀赋丰厚深广的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沐浴过。”⑤相似的学术兴趣和求学、甚或成长经历,使得他们很容易找到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也愿意把对方视为可信赖的交往对象而经常在一起交流畅谈。当然,较为丰厚的薪俸及较多的闲暇时间,也是促使交往得以实现并延续下去的重要因素。抗战之前,国内高校普遍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发放教师薪俸,其中教授400~500元/月,副教授300~340元/月,讲师220~260元/月,助教140~180元/月。①虽然各高校在执行过程中情况不尽一致,但总体而言,抗战爆发前的高校教师,尤其是清华、北大等名校教师的薪俸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不拘形式,不拘内容,自由灵活,完全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与沟通。虽然聚会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很少有一位才貌双全、机智优雅的贵族女性主持,但就其交往内容而言,则颇具近代以来西方沙龙的风格,或者说,这种新式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公共交往方式,就是中国化的学人沙龙。
朱光潜和梁宗岱共同组织的“读诗会”在1930年代的北平很有名。“读诗会”每月一至两次,地点就在北京大学附近慈慧殿三号朱光潜的家里。“读诗会”参加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京派作家。北京大学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人,清华大学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人,此外还有林徽因、周煦良等社会名流。朱光潜的一些学生也定期来此聚会。大家“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②对于组织这个聚会的动机,朱光潜坦言源自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的经历:
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乐,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③
事实上,这种相对封闭的学界同人聚会不仅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愉悦身心的重要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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