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之后《文选》学.doc

《文选》之后《文选》学 　　摘 要：以《文选》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也应运而生，称之为《文选》学。《文选》学有两个侧重方面，一是从学术角度出发，研究《文选》读音、词义、注释；二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文选》选文原则，品评文章、阐明文意。 关键词：《文选》；《文选学》；学术研究；文学评鉴 一、隋唐《文选》学的发展 《文选》产生不久，即有研究文选的著作出现：萧统从子萧该为《文选》作《文选音义》，侧重音义研究。隋代最著名《文选》研究著作是曹宪《文选音义》，学界也将其列为开”文选学”研究先河的著作。李善《文选注》将学术研究发展到高峰，后世的研究者也将其列为《文选》注本中价值最高的版本。之后产生了五臣注本，分别由当时名臣文士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编撰完成。《新唐书?`文艺传》中对五臣注的倡导者吕延济这样描述：”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锦书”。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1]。此时《文选》新注撰写者，不但要求要学问深厚，而且要文思敏捷，他们重作新注，侧重串释大意、重解题和分析行文方法。《文选》研究至此产生了转变，逐渐由学术性质的研究转变成了文学性质的研究。 《文选》研究方向在唐代时发生转变，原因有三：一是文学发展至唐代迎来繁荣时期，尤其是诗歌方面取得的成就颇大。这些成就与前代文学时代积淀有关，《文选》收集了前代最为优秀的文学创作，自然成为文人学习前代诗歌创作主要的来源。二是与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有关。唐代的科举中的进士科重视诗赋，中举之后地位也颇高，因此受到士人的欢迎。三是唐代的游幕和举荐制度使得文采成为士人求官重要手段，因此重文学、重辞采之风气在唐代盛行。《文选》此时恰好可作为文学教科书供士人学习，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捷径，成为学习文辞的必备书目。 二、宋代《文选》学的发展 宋代一般被认为是《文选》研究的低潮时期，原因有二：一是宋代科举考试规则更加严格，要进入仕途除科举考试外别无他路，自范仲淹新政后，科举考试内容以策论为主，重经义而轻诗文，因此，强调文辞的《文选》在科举考试中地位便一落千丈。”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2]二是宋代学风以创新和疑古为标志，学人开始对《文选》及注本产生质疑，体现在对李善注和五臣注优劣问题判断，和对《文选》收录篇章的偏颇辩驳。苏轼曾对文选的编次作出了质疑：”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观《陶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疑者甚多矣！”[3]此种分化是时代审美标准的变化，也是宋人继承前人学术传统基础上力求突破的表现。因此。宋代的《文选》学研究被视作是平庸时期，但在此时《文选》的传播和研究还是出现了新的进展。 首先，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文选》的传播和流通发生变化。此时流传的版本，既有国子监所刊刻的天圣七年李善注本，也有州学所刊刻秀州州学本、明州州学本、赣州州学本等，也有民间坊刻的建阳陈八郎本，也有藏书家刊刻的尤袤刻本。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具有巨大的销量，成为深受欢迎的文学总集。其次，广泛传播基础使更多人可以阅读到《文选》，据骆鸿凯《文选学》考证，见于宋代各类书目之中《文选》研究专著有十一家十三种，苏轼、洪兴祖、朱熹、陆游等都在笔记著作中对《文选》进行了考据和评价。此时研究关注问题在对萧统编纂文选评价、各个注本优劣比较，对李善注和五臣注错误纠正补充、考证文选注释材料、《文选》内容品评等。 三、明代《文选》学的发展 明代科举内容以八股文为主，因此，学子们阅读重点集中在与八股文要求相似的策、论、表等文章之中。不仅书院、私塾选择《文选》中的经典篇章作为训练写作八股文章的范文，士子也用《文选》作为学习读物。进入仕途后，文人们互相酬唱也可以从《文选》中诗、赋部分中寻求典故与章法。《文选》便成为文人学子手头必备读物之一，不仅官方和民间书坊大量刊刻《文选》，也出现一大批文选学家，以点评文章为能事。这时的《文选》研究是以评点为重点，出现一批评点学家和《文选》节本。 明代的《文选》节本分为两种，一种是《文选》删注本，另一种是选取《文选》中某种特定文体结集成书。这两种模式在传播过程中常常融合，出现删注与评鉴结合的模式。何孟伦的《文选辑注》、方叔静的《文选拔萃》、张凤翼《文选纂注》都是寻找其他古书中所录篇章与《文选》相同的，摘取其中比六臣注更为精简的注释，补充进入《文选》替代六臣注本。以去重补阙为目的的删注本更加平实简易，对初学者而言更加方便易读。明代的评点学成为显学，自经典至小说、戏曲都有评点本行世，《文选》评点亦不例外，大量名家都投入《文选》评点，也产生了大量的夹评夹注版本。例如邹思明的《文选尤》，顾名思义便是选取《文选》中优秀篇章再加以编辑，选取前代评价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