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同地区城镇化道路选择.doc

中国不同地区城镇化道路选择 　　城镇化就本质而言是工业化尤其内生型工业化的产物，换句话讲，工业化造就了城镇化、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回顾历史，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场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逆城镇化”运动，而其经济背景主要在于城镇经济不发达，单靠所谓的国有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难于“消化”大量城镇富余劳动力所致。为何1978年后广大城镇不仅容纳大量城镇劳动力，还能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究其原因，就是以民营经济为核心的农村工业化助推农村城镇化时，农村城镇化又为中国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提供了腹地基础的结果。 从改革开放历程看，中国城镇化取得的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超百万、超千万城市变多了，由此中国一部分地区进入了城市群城镇化阶段，除了中国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山东半岛、海峡西岸、辽中南等城市群外，还在中西部地区涌现了中原、长江中游（包括武汉、长株潭、环鄱阳湖、皖江走廊等）、成渝、关中、黄河上游、天山北麓等城市群；二是在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农村工业化推动下，内生型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民营经济不仅推进了农村工业化，而且成为了农村城镇化主力。 城镇化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城镇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城市内部由街道办事处代表政府行使基层行政职能，因此，城市发展除了城市数量反映变化外，更可以根据街道办事处发展来确定城市规模扩张。镇的发展主要由乡变化而来，因此，镇的增多则意味着乡的减少和农村城镇化水平提高。 1984年，中国农村结束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乡镇管理体制，从1984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镇的数量由1984年7186个上升到2002年20601个，又从2002年20601个减少到2012年19881个；街道办事处的数量由1984年5844个到2000年5902个，再由2001年5510个增加到2012年7282个。 这反映着中国城镇化道路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90年代）为小城镇重点发展阶段，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地区镇的数量不断增加，1984年到2002年镇的数量增加了13415个；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一些民营企业不仅为所在小城镇提供城镇化原动力，而且小城镇与民营企业相得益彰，小城镇因民营企业而发展，民营企业因小城镇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壮大。 第二阶段（21世纪初）为大中城市重点发展阶段，表现为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进入全方位开发开放阶段，中国城镇化重点转移到了大中城市，城市街道办事处数量由2001年到2012年增加了1772个，究其原因：一方面大中城市通过各种开发区建设，获得了发展空间和行政资源，许多城市的开发区发展成了城市的行政区；另一方面建设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实行，使得城市政府获得了在土地倒卖上的巨大收益（政府从农民手中按照农业用地价格获得土地，按照商业用地价格对外拍卖，同一土地经政府倒卖，其差价通常在十倍乃至百倍以上），同时，土地级差地租的存在也进一步推进各级政府开发大中城市的积极性。 不同区域城镇化路径和模式 1.较高城镇化水平地区农村城镇化路径和模式。所谓较高城镇化水平地区是指实际城镇化水平超过50%地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闽南三角（厦漳泉地区）、胶东半岛等城市群地区。这些城市群地区，农村城镇化主要特点：一是农村城镇化发展以镇为单位，主要任务是质的提升，完善镇尤其中心镇的城市功能构成了农村城镇化核心内容；二是以非农产业为基础，发达的非农产业足以支撑整个镇的发展，同时，整个三次产业结构也趋向合理；三是整个镇域经济以本土民营经济为基础，但不排斥吸收其他外来经济成份，如外来民间资本、海外资本和国有资本等。 农村城镇化是农村工业化的产物。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农村城镇化过程。一方面，这些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经济强镇，面临产业结构升级任务，为此，需要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生产性服务业改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城镇居民也希望生活品质有大的提升，缓解环境和交通压力。同时，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发展空间不足、环境保护压力加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此，通过城镇化增强经济活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这些区域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同时，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经过2001-2005年乡镇合并后，虽然行政管理上已形成融合状态，但急需通过镇的功能提升实现经济融合；另外，因利益所致的服务业（服务业上缴的主要税种为地方税种）也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最优选项。所以，在发展模式上，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不管是经济强镇，还是经济强村，大多选择了“工业发展高端化+镇村功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