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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政策面临问题和转型方向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时间里，中国的能源系统取得了显著成就，目前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能源系统的快速发展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1980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三倍于同期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当下，中国能源系统正面临着供应安全、经济效率和迅速攀升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这三大挑战。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这三大挑战当中恐怕没有一个能够得以化解。 相对于能源部门而言，近年来其它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走在了前面。但是能源系统的改革有其特殊性，毕竟能源市场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决策者需要制定一个有助于推动中国能源发展转型的能源综合政策框架，以引导未来中国能源发展朝着更安全、更清洁和更高效的方向转型。 展望2020年、2030年，中国总体上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及城镇化向纵深发展都将促使国内能源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安全、绿色、经济等都将成为中国制定能源政策乃至各项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约束条件。对于庞大的中国能源系统而言，如何为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提供稳定安全、清洁和高效的能源供应，不啻为现代能源系统的严峻挑战。 放眼全球，在未来的十年乃至二十年时间里，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能源系统，中国能源工业将面临着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和智能通信技术深度融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等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广度与深度。发达国家建立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基础上的“再工业化”、“数字制造”、制造业回归（insourcing）有可能使其工业能耗再次攀升。全球能源供应与消费的格局也会因为美国等国家大量廉价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和广泛应用而发生重大变化。相应地，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也将被重新改写。新一轮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多边碳减排机制可能形成。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的碳减排工作无疑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时不我待。中国能源发展必须要朝着安全、绿色和高效的方向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战略转型，越早越主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政策演进的三个重要阶段 为适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导向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能源供求关系变化的客观需要，中国能源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调整与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十年为第一个时期，重点解决能源供应短缺和价格机制僵化等问题；90年代的第二个十年重点解决政企不分和垄断经营等问题；进入21世纪后的十余年为第三个时期，重点强调发挥需求侧政策作用、优化能源结构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总体来看，过去三十余年能源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为中国经济持续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同时，中国能源政策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与挑战。 第一阶段：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 1.宏观背景。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经济管理体制与市场运行机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投资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价格改革探索起步，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形成“双轨制”；企业组织呈现出集中与分散两种不同方向，一方面是地方国企和乡镇企业大量涌现，另一方面是行业性总公司相继组建，如国家统配煤矿总公司等；能源长期供应紧张严重制约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2.能源政策。重点解决能源供应短缺和价格机制僵化问题。实行煤炭价格“双轨制”，推进多种电价改革；鼓励地方发展小煤矿、集资办电和外商投资；提出节能优先理念；行业管理几经变迁，能源部成立，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等撤消后恢复，成立统配煤矿总公司、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核工业总公司。 3.总体评价。煤炭、电力等领域适度放开市场准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存在的能源供给短缺问题。能源政策调整主要围绕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收权与放权、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关系的路径展开；僵化的能源定价机制被打破，为深化能源价格、投资、财税改革积累经验。但同时，能源价格改革不到位，准入标准不完善，能效政策缺失，能源资源政策、财税政策、创新政策不完善，市场垄断未根本触及等，这些深层矛盾未解决。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 1.宏观背景。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市场化改革步入实质阶段。“政企分开”成为各领域体制改革的重点。价格改革逐步深化，价格机制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国有、外资和民营企业三足鼎立。东部沿海地区承接大量国际产业转移，对能源资源需求不断增加。 2.能源政策。重点解决政企不分、垄断经营问题。煤炭、电力、石油行业推进政企分离改革，能源企业不再承担行政管理职能；能源管理体制进行初步改革，石油行业进行大规模重组；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明确能源资源开发与节能并重；能源法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