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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经验看党群众路线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权，在开始时生机勃勃，到后来却内忧外患不断，以至于最终覆灭。一个政权的垮台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则在于政府同人民之间能否进行有效的沟通，即来自底层的诉求是否为上层所听闻与反馈。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权总是能通过自我调整不断回应来自下层和人民的诉求，一旦这种诉求与回馈的机制出现问题，上下之间的错位就会越拉越大，最终则会招致政权的倒台，进而需要通过成立新政权以重构一套有效的诉求回馈体系。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并为我们今天提供借鉴。 一 公元前356年，在秦孝公支持下，商鞅实行变法，前后共两次，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1）编组全民监督网。商鞅创立了什五连坐制度，五家为一保，十保为一什，一家有罪，五十家连坐，并明确了赏罚的标准，主要是告奸晋爵。知奸而能告发者，与“斩敌首同赏”；知奸不告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诛其身，没其家。（2）强行小家庭制，促进生产。自西周开始，中国就是大家庭制，家族集团聚集而居。商鞅认为这样的大家庭中掩藏了很多的剩余劳动力，致使全国的生产潜力得不到最大发挥，因此推出了“分户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行将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各个家庭单位经济独立，自食其力，男人务必农耕，女人务必桑织。这项改革，配之以对商业的持续打击，无疑效果突出，最大程度地挖掘了秦国潜在的劳动力。商鞅第二次变法时再颁分户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也就是说，任何家族都必须无条件地拆分成小家庭，父子、兄弟不能同室而居，有钱也不能买例外，这样又有一大批劳动力被挖掘了出来。（3）唯军为荣，以战获爵。春秋时代，爵位世袭，土地亦世袭，受封者一世领爵，世世领爵，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一大批不劳而获的世袭宗室。为了打破这种现象，商鞅推出以战获爵的措施，“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也就是将爵位和军功挂钩，没军功就没有爵位。换言之，所有贵族顷刻间全部沦为百姓，只有在战场上得到了军功才能重新拥有爵位。变法同时规定了军功大小和爵位高低的配比。这一条改革措施同样是商鞅变法的要害环节之一，这样做实际上造成了军功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使贵族、平民的区分失去了意义，但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从战的积极性，自此秦国全民皆兵、唯军为荣、勇武好战的风气迅速弥散开来。（4）行县制，设县署。封建世袭制下，各封国独立自主，中央政府也常常难以涉足。秦孝公时代，秦国已经以县代替封建世袭制，商鞅变法将这一重要政治改革推向深入，废封建，设郡县，各郡县都遵从统一的政治制度，自此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独立小王国不复存在，中央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商鞅变法的几个方面都鲜明地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秦国所有的人与事都围绕“农”与“战”两个要素来运转，严厉打击一切妨害农战的因素。这在经济上为秦国农业生产带来了勃勃生机，为秦国霸业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高效；军事上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使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史记》描述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变化：“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前，秦国始终未能真正强大起来，加上保守势力十分顽固，对秦国的强盛造成了严重影响，而商鞅变法以极大的气魄摧毁了秦国的保守势力，并最终让秦国强盛起来。仅从这个结果来说，商鞅变法是成功的。 二 商鞅变法最终归于失败，根源在于商鞅变法及后来的秦帝国所奉行的“备民、愚民、役民”思想。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这就明确指出法令的设立就是为了防备人民的。之所以要对人民严加防范，是因为商鞅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人民和国家在利益取向上是相互矛盾的，要想国家强大，则必须削弱人民，正如《商君书?弱民》所言：“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首先必须制服本国的人民。商鞅思想上的继承发扬者韩非子更进一步地阐发了不能信任民众的原因，其《显学》篇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民众不但蒙蔽无智，而且从本性上讲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但自私自利，而且数量庞大。他们为求私利而无所不作，构成了对国家的极大威胁，根本不会把君主和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能不做坏事就已经很不错了，根本不要指望他们能有什么道德礼仪。“夫圣人之治国，不侍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对于这样的民众当然要严加防备，防备他们为非作歹，损害国家利益。 防民的最有效手段是愚民，只有使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