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和民主转型困境和启示.doc

埃和民主转型困境和启示 　　自2011年2月初穆巴拉克倒台以来，埃及民主转型已经历近三年时间。如果说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埃及首位民选总统，意味着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式起航的话，那么2013年7月初军方强行将穆尔西赶下台，则意味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埃及民主进程遭遇重挫。随着军方主导的过渡政府不断采取镇压和宵禁举措，埃及民主转型似乎正重回起点。埃及民主转型陷入困境，为我们破除“民主神话”提供了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 将“民主化”作为解困之道，没能抓住埃及主要矛盾 2011年埃及民众起身反抗穆巴拉克统治时，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这就意味着这场变革本应是一场全面性变革，包含了民族、民权、民生等多重诉求，这其中尤其包含了对前政权服务权贵政治路线的不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否定，以及对依附性外交路线的反感。然而，由于埃及缺乏先进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加上西方大国有意误导，在剧变刚开始便冠以“阿拉伯之春”称号，因此处于盲目和狂热状态的埃及精英和民众，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民主转型”，将这场内涵丰富的社会政治运动简化为“民主反对独裁”，并将“民主化”视为纾解困境的万能灵药。 然而，民主政体更多是一种政治组织方式，它或许可以增强国家领导人产生的“程序合法性”，却不能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难题。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在特定背景下，政治民主与发展经济这两项变革目标，实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如果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则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正如亨廷顿曾指出的：”改革到来的代价就是以专断政府来压制意愿的表达和历史悠久的国家制度；而维护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保留已经过时的老一套特权、财产、专权、阶级结构和教会参与国家政治。”换句话说，当前埃及政治改革优先的转型路径，反而使该国实现经济社会地位平等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政治改革优先的转型路径，实际是先抓次要矛盾，后抓主要矛盾。实行民主化，实际是用简单化方式解决复杂性问题，反而掩盖了埃及存在的真正难题和解决路径，由此决定了埃及民主转型从开始就是一场“不彻底革命”，埋下爆发“二次革命”的伏笔。 埃及缺乏实现“好民主”的若干前提条件 退一步看，即使就实现民主化本身而言，埃及面临的环境也不容乐观。世界政治变革的诸多案例表明，民主化有“好民主”与“坏民主”之分。好民主有助于国家繁荣富强，但坏民主只会造成相反的结果。但实现“好民主”需要若干先决条件，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成熟的政党制度、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底线共识的政治文化等等。否则即使实现了民主转型，最终也很难巩固、延续。而埃及显然缺乏这些前提条件，由此导致埃及的民主化进程是一种“早熟的民主化”，是无法消受的”奢侈品”。 一是物质条件不具备。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模式将决定政治制度特性。李普塞特、亨廷顿等西方知名政治学者也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成熟程度有着很强正相关关系。统计表明，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或许仍是不稳定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西方当初确立宪制，花费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那种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埃及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国内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产阶级人口有限，因此即便推行民主也很难巩固。在不具备充分条件情况下，埃及过早推行民主化，结果导致具有宗教背景的穆兄会上台，由此导致世俗与宗教势力的对立加剧，政治极化和社会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正是这种“穷折腾”和“坏民主”，使埃及政局更加动荡、国家更加孱弱。埃及民众非但没有享受到政治参与扩大的任何好处，反而牺牲了原来威权政体时代下政治稳定的好处。在无药可解、僵局难解的情况下，军人干政反而成为拯救埃及的救命稻草。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备。亨廷顿曾指出，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程度呈正比例关系，而与政治参与度呈反比例关系。埃及长期实行威权统治，国内不存在成熟而强大的世俗政党，也谈不上允许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而没有政治制度保障的扩大民主参与，很容易导致政治无序状态。据统计，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短短几个月，埃及就涌现出近400个政党，参加下院选举政党超过50个，候选人超过6700名，大众政治参政热情高涨。然而，由于缺乏足够通畅的表达渠道，各阶层竞相通过自己熟悉的方式干预政治进程，如工人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