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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7月21-24日，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2013年学术年会在长春召开，本次年会主题为“聚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教育部有关领导，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会员、理事，高校领导、高教管理研究机构负责人，高教管理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等近两百人齐聚长春，共襄盛会。年会从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视角出发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始终没有突破“国家的法律法规”与“学校的规章制度”的块状安排。缺少上承国家法律法规，下启学校规章制度的大学章程。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章程的制定必须成为高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1.章程制定的基本框架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从“大学制度与中国特色”的角度阐释了大学产生和发展与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大学的产生植根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国家不同，大学也相异。我国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实现中国梦，就必须立足我国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之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大学稳定，保证国家的繁荣发展。这是章程制定的基本前提。 大学章程是高校的基本法，是大学治理的纲领性文件，既体现着国家法律法规意志，又统领着高校内部制度体系建设，是高校处理内外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和制度基础。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史秋衡教授认为：大学章程是内生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当中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大学章程制定是自上而下贯穿始终，英美法系国家的大学章程制定则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上下协商的模式。我国是大陆法系的一员，大学缺乏自发由下而上制定章程的原动力。我国大学需要研究现代大学章程制定和发展规律，完成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制定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章程。 关于大学章程制定和审批的主体，东华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方建安教授认为，虽然相关规定明确了大学章程制定的合法性，但并没有解决谁是章程制定合法权力的主体问题。从《高等教育法》相关规定来看，学校不是章程制定的主体。他建议应由各级政府（举办者）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授权各高校，让其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定位，依据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独立制定本校的章程。章程的制定需要经过公开讨论，在广泛征求教职员工和学生等各方意见后.报送校长办公会议或校务会议，之后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在由学校权力机构审批及法人代表签署后报送举办者审批。另外，由于政府作为公立高校的投资主体和办学主体，享有对所属高校的管理和监督权，因此，政府应该享有大学章程的最终审批权。 关于章程内容，方建安教授认为，一般而言，学校章程的内容可以分为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前者是法律明确规定学校章程所应该记载的事项，后者是举办人可任意记载的事项。其中必要记载事项又分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绝对必要记载的事项是关系学校章程的效力以及学校存亡的关键事项，因此其内容在章程中的反映具有绝对必要性。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也属法律列举的事项，但是否记载于章程由当事人决定，如果予以记载，则发生效力；如果不予记载，也不影响整个章程的效力。而任意记载事项则是举办者认为有必要记入章程作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的事项，一旦载入，则各当事人必须遵守。《高等教育法》和《民办教育实施条例》均规定了大学章程应包括的“绝对必须记载事项”，如：学校名称、地址，办学理念、发展目标，权力结构，经费保障与财务制度，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以及章程的修订程序等。 2.章程制定的实践探索 虽然我国政府对大学章程建设的重视程度很高，推进力度也很大。同时，各高校在章程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不少探索，近几年来更是加快了章程建设步伐，取得了积极进展，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但当前对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盐城师范学院高教研究所易高峰副所长运用文献计量、知识图谱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绘制了近十年来我国大学章程的研究热点图谱，发现热点主要集中于现代大学制度、依法治校、大学治理、教职工代表大会、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制定程序、办学自主权等问题。大学章程节点知识图谱揭示出已有研究偏重于“制定什么样”的大学章程，而对“如何制定”、“怎样执行”大学章程的研究还不足。本次年会通过高校尤其是试点高校的经验分享为弥补这一研究的不足做出了努力。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陈德文介绍了吉林大学章程建设的经验。2004年，吉林大学颁布实施了《治理结构与管理体制改革纲要》，明晰和完善了校内治理结构与管理体制，并于同年启动了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此后一年，学校正式开展了章程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