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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和河洛文化精神 　　[摘 要] 以嵩阳书院观照河洛文化之精神，分析嵩阳书院文化特点，嵩阳书院文化与河洛文化精神上的契合之处，嵩阳书院在河洛文化发展史中的历史意义，进而探讨河洛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发展问题，以期对于河洛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嵩阳书院；河洛文化；精神契合；现代性转换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嵩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存在，它是历史久远、丰富复杂的河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地域上河洛文化指古代黄河、洛水交汇地区的文化；时间上指鸦片战争以前河洛地区的传统文化。河洛地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1]《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第一经《周易》源于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道家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源地。[2] 1 嵩阳书院文化的特质与河洛文化精神的契合 河洛地区是河洛文化的起源地，儒学、佛学、道学三者均起源于此地。《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做八卦，即为后人所说《周易》。后有周文王做卦辞，共同构成了《易经》。《周易》为周代重要典籍，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周公曾营建雒邑，周公在雒邑地区“制礼作乐”，洛邑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发源地，春秋时期有孔子“入周问礼”之说。周公制礼，辅国理政，为一代楷模，成为后世儒家奉尊的“元圣”。道家元老老子曾长久居住洛阳地区，做过周朝“守藏书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吏，《汉书“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金德建也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3] 历史上的嵩阳书院曾经是佛教、道教场所，又是新儒教重要发源地之一，儒、佛、道三教合流、交汇一体的特点，正是河洛文化精神的缩影。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境内嵩山南面，位列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48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建成嵩阳书院，当时名为嵩阳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寺庙建造蔚然成风，嵩阳寺为生禅师所建，是一个佛教活动的场所。据记载：“大德沙门生禅师，以此山，先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卜兹福地，创立神场。北背高峰，南临广陌，西带浚涧，东接修林。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创造伽蓝（寺院），筑立塔殿。”[4]嵩山寺碑文记载了嵩阳寺的初建情况：“禅师构千善灵塔一十五层，始就七层，沙门统伦、艳二僧成之。”[5]嵩阳寺建成之后，佛事活动频繁，寺庙香火繁盛，“梵宇之胜，甲于中土”[6]是对当年嵩阳寺盛况的生动描述。“北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继生禅师之后主持建造嵩阳寺，曾为寺主，僧徒多至数百人。”[7]唐代道人韦善俊曾在嵩阳观修道，《唐书本传》记载：韦善俊“京兆人，在嵩阳观。事黄元颐，参佩道法。”[8] 公元255年后周世宗柴荣将嵩阳观改名为太乙书院，并建有藏书楼、斋房等，成为文人读书讲学之所，一批文人聚集于此，读书授课，如郑遨、种放曾授学于此，吕蒙正、滕子京则受学于此。此时太乙书院兼容并包，既有倾向佛道的人士，又有肩负儒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治国之士。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曾讲学于此，此处成为新儒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除了“二程”在此讲授理学、著书立说之外，司马光与范仲淹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亦讲学于此，司马光曾隐于此修著《资治通鉴》，可见嵩阳书院文化积淀之深厚。 此外，嵩阳书院居中原之中部的“五岳”之一的嵩山之阳，紧邻多代帝都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越性，曾被道教称为“第六小洞天”，受到名士们的青睐。《说嵩》中记载：“室之为言，藏也。嵩当土中，天地所合，阴阳所会，四时所交，风雨所和，故称室焉”。[9]又载：“少室。亦嵩也，一名季室。与太室接趾。有十八叠，周百里，高十六里。胜在西南。望之如莲花亭亭，唐人石淙序，有少室若莲之句。又若忠靖冠，宋人谓之冠子山，元杨奂有方若植巍冠，森若削寒玉之句。汝阳道上瞻视，峰峦层叠，如千叶舒萼，两肩削直，耸出云表，华秀之色目不暇给。”[10] 2 嵩阳书院的儒学承创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质 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二兄弟曾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十年，入其门的求学者最多，成名者亦很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11]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各派学说、各方观点的包容互鉴，丰富充实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与学术思想，对于新儒学的形成与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来此听讲学者佛道人士亦有不少，这为程颢和程颐研究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修正、丰富、改造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程门弟子杨时，曾两番求教于程氏兄弟，杨时回到福建后潜心研究与传播程学，对于闽中理学兴起功不可没。 程颢、程颐传承了儒家文化，并加以改造，对于佛教与道教进行了批判式吸收，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