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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巴蜀琴学探究回顾
建国以来巴蜀琴学探究回顾 巴蜀琴学研究是中国琴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文章回顾总结了建国以来巴蜀琴学研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一方面分析了它取得的成绩,一方面也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巴蜀琴学;研究;回顾;问题J607A-0069-06引言
在巴蜀古琴发展史上,蜀地有重视琴学的传统,早在汉代时,被誉为蜀中四大著名文学家之一的扬雄,曾著有一部阐述古琴美学的著作――《琴清英》。唐代,李白、唐尧客、韦庄、白居易、岑参、李季兰等诗人在他们的琴诗中,分别对巴蜀琴人、琴器、琴材、琴曲作了不同角度的鉴赏和评价。其中,李白写有《听蜀僧浚弹琴》 《长相思》,唐尧客写有《大梁行》,韦庄写有《赠峨眉山弹琴李处士》,白居易写有《夜琴》,岑参写有《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李季兰写有《三峡流泉歌》。[1]北宋时,著名文学家苏轼一生与古琴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除对家藏雷琴有独到的研究外,还撰有琴学专论《杂书琴事》十三则。明代时,著名文学家杨升庵不仅喜爱古琴,而且有藏琴传世。有关他在琴学研究上的成就,虽然没有更多的文献资料记载,但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张由他监制、题名、钤着“乾隆御府珍藏”印记的古琴实物上,可看出他对古琴是有研究的。[2]到了清代,川派古琴大师、著名道士张孔山协助唐彝铭编的《天闻阁琴谱》,除收录琴曲145首外,还收集了有关古琴美学、律学、上弦法等方面的一些理论学说。这一时期,还有清咸丰六年前后,由张孔山嫡传弟子、成都华阳人顾玉成以其斋名命名编辑而成的《百瓶斋琴谱》,虽然是一本琴谱,但书中留下的有关琴曲内容和演奏方面的跋文,也是研究清代巴蜀琴学至关重要的参考文献。[3]民国时,蜀地著名琴家裴铁侠编著的《沙堰琴编》和《琴余》两书,以其独到的见解,分别为我们留下了有关琴曲内容、弹琴心得和琴学的宝贵著述,在当时琴界中颇具声望。[4]建国以后,巴蜀琴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个别调研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上世纪50年代初,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一批传统音乐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在“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引下,地处巴蜀地区的四川音乐工作室,率先于1952年成立了第一个包括古琴组在内的音乐组织――“古典音乐社”,汇聚了一批琴家参与,对推动巴蜀琴人和琴学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5]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3~1956年间,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和民族音乐研究所通信研究员身份的著名琴家查阜西先生,他在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委托下,曾与许健、王迪组成的3人小组,利用书信和采访机会,分别对长沙、成都、重庆等地的全国20多个地方的60多位古琴家进行了调研,除录制了大量琴曲外,还收集了不少有关古琴的历史文献、器物和图谱等资料,[6]同时还特别着重记下了每一位琴家的师承、渊源和派系,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7]正是由于他们的举荐,散居在长沙、成都等地的著名巴蜀琴家顾梅羹、龙琴舫、喻绍泽、王华德等人才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或走进专业音乐院校,或进入民间音乐团体,从事古琴教学、演奏与研究工作。从这一阶段的情况来看,可能由于当时的条件所致,多数琴家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演奏和教学当中,加之琴学理论人才缺乏,因而产生的研究成果仅有3件,其中,论文2件,教材1件,分别是?阜西先生的《研究》①和《传本考异》②,喻绍泽先生的《古琴讲座提纲》③。
在上述成果中,当以?阜西先生的《传本考异》为代表,该文是一篇针对张孔山琴曲《流水》五种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论文。文中,作者以十分严谨的学术态度,除细致分析考证了清代五种琴曲《流水》版本,即顾氏《百瓶斋》抄本、《天闻阁》先刻本、《天闻阁》补刻本、张宝亭抄本和文氏《枕经蘼史山房》抄本的抄刻时间与区别外,还对杨时百和裴铁侠二位先生在对待刻本与抄本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两种不同态度提出了批评。从作者鞭辟入里的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到,查阜西先生在1957年6月9日撰写的这篇论文,是此阶段一篇不可多得的琴学论著,它体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求真务实,敢于批评的严谨学风。
总的来看,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我国琴界虽然在采集、发掘、抢救、整理、保存、传承、研究巴蜀古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由于研究琴学理论的队伍还没有形成规模,因而所产生的成果也只是凤毛麟角。因而这一阶段,巴蜀琴学研究基本上是处在“个别调研阶段”。
二、艰难求索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
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直至70年代中后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十年,包括巴蜀古琴在内的中国古琴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毁灭,巴蜀琴学研究走过了一段最为艰难的求索之路。但是,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却仍有个别琴家坚持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巴蜀琴学研究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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