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默：《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doc

布鲁默：“论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 [美]赫伯特·布鲁默 “符号互动论”这个术语已经被人们当作一个标签来使用，表示对研究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的一种比较独特的方法。许多学者都运用过这种方法、或者对它的学术基础做出过贡献，其中包括下面这些著名的美国学者：乔治·H·米德、约翰·杜威、W．I托马斯、罗伯特·E·帕克、威廉·詹姆斯、查尔斯·H·库利、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詹姆斯·M·鲍德温、罗伯特·拉德菲尔德、以及刘易斯·沃思。这些学者虽然在思想上有种种重要差别，但是，他们在观察和研究人类群体生活所使用的一般方式上却有着很强的相似性。符号互动论的概念就是围绕着这种相似性构成的思想线索确立的。对符号互动论的清楚的系统表述迄今尚未出现，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缺少对这种研究的方法论进行的有理有据的陈述。本文是为展示这样一种陈述所作的努力。我主要依据乔治·H·米德的思想，他在给符号互动论方法奠定基础方面做的工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但是，我也一直强迫自己系统展示我自己的观点：明确论述只是潜在地存在于米德以及其他人的思想之中的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且论及他们都未曾涉及过的各种重要论题。因此，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对这里提出的观点和分析负全部责任。就我对方法论的论述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对这个论题的讨论完全出于我自己的观点。我的论述方案是，先概括叙述符号互动论的本质内容，然后就经验科学而言鉴别那些带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原则，最后专门论述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取向。 符号互动论的本质内容 符号互动论归底结底基于三个简单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人们是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富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事物进行活动的。这些事物包括人在其世界中所可能注意到的每一种东西——物理客体，诸如树木或者桌椅；其他人，如一位母亲或者一位商店职员；各种各样的关于人的范畴，如朋友或敌人；各种制度，如一所学校或者一个政府；各种引导人们行为的理想，如个人独立或者诚实；其他人的活动，诸如他们的指令或者请求；以及他作为一个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情境。第二个前提是：这些事物的意义是从一个人与其同伴进行的社会互动中衍生或者产生出来的。第三个前提是：在这个人与他所遇到的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过程而驾驭并修正这些事物的意义。我希望简明扼要地逐一讨论这三个基本前提。 几乎没有什么学者会认为第一个前提——即人们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富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事物进行活动——有问题。然而，说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当代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的所有思想和研究工作中，如此简单的观点实际上都受到了忽视或者贬低。人们要么认为意义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进而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搁置一旁，要么认为它仅仅是某种中性的环节——连接那些能够说明人类行为之各种因素，并把人类行为视作这些因素之产物。我们可以从今天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势态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两个研究领域所共同具有的是这样一种倾向：把人类行为当作影响人们的各种各样因素的产物，所关注的只是行为和被认为导致行为发生的各种因素。这样，心理学家们就致力于研究下列这些因素：刺激、态度、有意识的动机和无意识的动机、各种各样的心理输入(Psychological inputs)、知觉和认识、以及人格组织的各种特征，以此说明人类行为的各种既定形式或者事例。社会学家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依靠诸如社会位置、地位欲求(status demands)、社会角色、文化习性(cultural Prescriptions)、规范和价值、社会压力、以及群体归属关系(affiliation)这样一些因素来对人类行为作出同类性质的解释。在这两种典型的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中，事物对于正在进行活动的人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要么被忽视了，要么被用来说明他们行为的各种因素吞没了。如果有人宣称，这些既定的行为类型都是那些被视为引发它们产生的各种特定因素的结果，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说自己所关注的是人们进行活动所针对的事物所具有的意义，而只需要识别这些具有引发作用的因素和由它们导致的行为就可以了。也许有人为其情境所迫，会试图通过把意义置于具有引发作用的各种因素之中、或者通过把意义视为在这些具有引发作用的因素和据说由它们引发的行为中间发挥调节作用的中性环节，来对这种意义成份予以考虑。在后面这些情况的第一种情况下，意义由于被融合进这些具有引发作用的或者作为原因的因素之中而消失了；而在这第二种情况下，意义则变成了一种单纯发挥传导作用的环节——人们可以为了强调这些具有引发作用的因素而忽略意义。 相形之下，符号互动论的原则是，事物对于人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无视人们针对其进行活动的事物所具有的意义，就是对正在被研究的行为的歪曲。为了突出那些据说导致行为发生的因素而忽视意义本身，是对意义在行为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