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49-1976年诗歌.ppt

第三章 1949-1976年诗歌 ●50－70年代中国诗坛上，政治抒情诗和歌咏新生活的叙事诗成为诗的主流形态，因此被称为是一个颂歌的时代。情感的理念化，是这时诗歌创作显著而普遍的特点。 ●不过，集体性、一律化的诗歌运动总难以彻底地规约个人方式的诗创造。在貌似一体化的当代诗歌领域，心灵世界的整一与矛盾同时发生着。 一 、政治抒情诗的浪潮 随着1949年的旭日东升、红旗漫卷，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擂鼓呐喊、齐声高唱的宏大政治抒情，成为了中国诗歌的旗帜与方向。 老一代诗人：郭沫若《新华颂》、胡风《时间开始了》、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艾青《国旗》、冯至《我的感谢》 新一代诗人：李季《向昆仑》，贺敬之《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张志民《祖国颂》《擂台》，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等。 整体上看，政治抒情诗这种以政治鼓动为目的、“时代的喉舌”式的诗歌形态，主要以演绎政治观念的方式来创作，整体上失落了艺术探索的个性，有的虽然名噪一时，但大都缺乏持久的艺术感染力。 “战士诗人”郭小川 郭小川（1919－1976），生于河北丰宁。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等。既是政治抒情诗潮流中一位代表性的主流诗人，又具有特别的历史复杂性。 ● 1955年的《致青年公民》组诗，确定了郭小川的诗坛重要地位。 这组“楼梯式”的鼓动诗灌注着饱满激昂的时代精神与情绪，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号召青年人投入火热的新生活，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响。 ●郭小川很快不满意于《致青年公民》那样“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式的诗创作，他渴望能写出“新颖而独特”的“作者的创见” 。 1956－1959年，他有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抒情诗《山中》《致大海》《望星空》等。 这些诗不再是一律的昂扬乐观，非常不合时宜地流露出某些心灵的困惑与矛盾。 这并非是和时代相疏离的产物，而恰恰是爱这个时代太深的结果，是诗人向他的挚爱敞开全部心扉、无所保留地倾吐自己的情与思的结果。 《望星空》写于建国十年国庆背景下。采用短句长排的形式，大量运用铺饰、排比、重叠手法，气势宏阔，激情澎湃，富有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 前两章铺垫个人性的怅惘和困惑，后两章急转为高昂的时代颂歌。 《望星空》在思想和艺术之间是一个分裂的文本，尽管诗人的本意是通过先抑后扬方式去抒发“正确的”思想情感。 《望星空》当年曾遭致严厉的批判。 “整篇作品的重心显然是在一、二段，等到三、四段，诗人企图转换情绪、改变气氛已属不可能了。然而又是不能不‘转换’的，——我想，诗人自己也觉得，前两段太不象话了。可是这样的转换，很明显，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三、四两段成了僵硬的、干喊的部分。从一个悲观失望的调子，从一个低音陡然变成乐观高昂的音调，在一首诗里怎么可能呢？” 萧三：《谈〈望星空〉》 ● 60年代，郭小川重新“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足迹遍布祖国各地，发出了《青纱帐——甘蔗林》《林区三唱》等又一批符合规范的政治抒情。 ●在1975年9、10月间，郭小川又写下《团泊洼的秋天》与《秋歌》，重现了他在50年代中后期“矛盾重重”的心灵世界。在这些诗里，坚持革命尊严、战士情操、战斗精神的表现，使郭小川重新和第二阶段探求个性主义、人性本位的政治抒情诗接上了轨。 郭小川常被称为“战士诗人”。 他的“战士”与“诗人”两种自我身份间，具有特别的复杂关系，呈现政治立场与艺术追求的难以协调。 他的抒情与思考不可避免地留有那个特殊时代的印痕。但由于对自我的执着，他的诗也体现出一种生命的激扬，一定程度上与实用功利的诗的观念拉开了距离。 二、歌咏新生活的叙事诗 本一时期另一种主流诗歌形态是歌咏新生活的叙事诗。 叙事诗的写作，与政治抒情诗一样，往往也不从诗人自我主体情思出发去探索生活，而是相当程度地沦为生活“本质”的图解。 “工地之歌”、“建设者之歌”、“劳动之歌”，成为集中和广泛的叙事诗形态。于是诗人们被光荣地授予“石油诗人”、“森林诗人”、“煤矿诗人”、“军旅诗人”等等新的“桂冠” 。 邵燕祥《到远方去》、《我们的钻探船轰隆轰隆响》、顾工《开山的炮声》、《我们的家乡要修公路了》、张志民《老拐叔》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祝酒歌》、《西出阳关》、《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叙事诗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青年诗人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写出的边地生活题材的诗歌。 其一是以公刘、白桦、顾工、周良沛、梁上泉、高平、杨星火、高缨等人构成的西南边疆“诗群”的创作 其二是闻捷为代表的表现新疆生活的诗。 闻捷（1923－1971，江苏丹徒人）专注于抒写西北边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