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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论争和其对教会学校影响 　　【摘 要】为了传播基督福音，西方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先后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创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在发展教会教育的过程中，对是否开设英语课和实施英语教学，传教士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论争，英语派取得了最后胜利。英语教学的开展给教会学校带来了巨大变化。 【关键词】教会学校；基督教；英语教学 为了传播基督教，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先后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语商业价值的凸显，越来越多的教会学校注重英语教学。英语教学的开展不仅引发了传教士内部的激烈争论，而且也使教会学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1 教会学校在华的创办与发展 明朝中后期，受罗马教皇的派遣，天主教耶稣会士纷纷来华传播基督教。到18世纪时，由于与罗马教廷发生了礼仪之争，康熙帝下令禁教，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被迫中止。再次来华传教的是基督新教传教士。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罗伯特Robert Morrison）受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委派来到广州，开始了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1818年，马礼逊与另一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学校的规模不大，只有一二十名学生，其中不少学生是从大陆带过去的。英华书院是西方新教传教士为华人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学校创办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熟读《圣经》，宣传基督教。1834年，马礼逊去世后，香港和广州的一批英美传教士为了纪念他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并于1839年11月在澳门成立了马礼逊学校，由美国人布朗担任校长。1842年，学校迁至香港，它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正式的教会学校。 在1807年至1840年间，由于清政府实行禁教政策，来华传教士人数不多，创办的教会学校不到十所。除英华书院和马礼逊学校外，主要还有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1835年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在澳门创办的古特拉富学塾、1836年美国浸礼会的叔未士夫人（Mrs. Henrietta Shuck）在澳门创办的美国在华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等。[1]（PP5-6）鸦片战争后，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建立的教会学校数量增多。1840至1860年期间，教会开办的洋学堂共约50所，学生约有1000人。这一时期开设的洋学堂主要有：1844年由阿尔德赛女士受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塾、1850年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设的英华学塾以及美国公理会于1853年在福州开设的格致书院和文山女塾等。[2]（P226） 19世纪60年代后，教会学校的数量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导致教会学校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有：首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设学，扩大了传教士办学的范围。之后，“教会开办学校不限于香港、澳门和五口商埠，而是向沿海和内地扩展。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十多年时间，教会学校的数量有较快的发展，总数约为800所，学生4万人。主要是小学，也出现了中学，约占总数7%。”[3]（P269）其次，洋务运动的开展助推了传教士教育事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民用企业的创办和发展，需要一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为教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因此，“传教士的教育、文化和传教事业的兴盛主要在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高潮以后，这绝不是偶然的，洋务运动的开展显然对传教事业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4]（P382）第三，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进一步助推了教会学校的发展。由于前期的教育发展，教会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日趋成熟，教会教育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发展高等教育。为推动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向各界发出了《关于中国创建教会大学之呼吁》的倡议，一些传教士积极响应，呼吁通过走联合之路，以提高教会学校的规格。[5]（P133） 1900年中国的教会大学规模较小，总共只有164名学生。1900年以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1910年教会大学共有学生898名，1919年入学人数差不多比1910年增加了一倍。1925年教会大学的学生数接近3500名。[6]（P152）到20世纪20年代为止，共有14所基督教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杭州之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州岭南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3]（P271）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教会学校日益完善，建立了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