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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田庄经济
汉代的田庄经济
朱绍侯
随着秦汉时代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的发展,土地越来越往地主阶级的手里集中,占有几百顷、几千顷土地的地主大有人在。随着土地集中,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出现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就是在地主豪强控制下的大田庄。下面,准备从三个方面谈谈汉代的田庄经济。
一、豪强地主势力的成长
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出现,是与地主阶级内部“封君”、“素封”地位的变化分不开的。
在秦汉时代,剥削阶级主要由“封君”和“素封”两部分人组成。封君,包括皇室贵族和有官品、爵位的所谓军功地主。这些人除按官级拿俸禄外,还按爵位的大小享有封土食邑的特权。根据秦汉军功爵制以及汉代王侯二等爵制的规定,拥有王侯爵位的贵族,都有封国;其他获得高爵的人,可以食邑。这些贵族可以按其封国、食邑的大小,收入不同数量的租税。封君征收租税的数量是“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就可收入二十万。封君的剥削对象是“编户齐民”(主要是自耕农)。封君在食邑中所征收的租税,是从“编户齐民”向国家交纳租税的总额中,每户抽出二百钱。由此可见,封君的剥削与封建国家对“编户齐民”的剥削,其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封君的剥削,包括在封建国家的剥削总额中,当然封君除了衣食租税之外,也还采取其他手段剥削农民和奴隶,但这不是封君的主要剥削来源。
素封,是没有官品、爵位的大牧主、大豪商、大地主,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拥有“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巳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市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凡具有上述财产的大牧主、大园林主、大地主,其收入“皆与千户侯等”。另外,“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钓,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毙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三千石),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凡拥有以上资产的大商人,大手工业者,大高利贷者,其收入“亦比千乘之家”这就是说,上述这些人其财势与封君相等。但是,秦汉政府都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给予种种限制,如不许商人衣丝乘车,名田为吏,等等。然而,秦汉时代的商人可以想办法改变身份,即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手段,而转变为地主,还可以用纳粟、输奴婢的办法买得爵位。所以在汉代就出现了这种矛盾现象,“法律贱商人,而商人亦富贵矣;尊农夫,农夫亦贫贱矣”。汉武帝时,出现了“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这些豪商地主,“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他们不仅兼并农民的土地,而且使“封君皆低首仰给焉”。
在“素封”势力发展的同时,“封君”的势力却日趋衰落。这是一方面由于汉政府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制的过程中,打击和削弱了封君势力;另一方面由于封君世袭地位,使其“子孙骄溢”,坐享其成,“忘其先祖之艰难”,而渐趋于没落,所以到了西汉中期,封君之子孙“咸出庸保之中”。封君的势力已经一落千丈。
秦汉时代的封君,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代的地主阶级。它是由春秋战国时代以军功(也包括事功)起家的军功地主系统发展下来的。军功地主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在与奴隶主的斗争中是有过贡献的。但是,到了西汉中期,它已走过了兴旺发达的阶段,而趋于衰落,此后,它的地位就为官僚、地主、大商人相结合而形成的豪强地主所代替,不过在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封君,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军功爵制中的列侯、关内侯,特别是汉代新建的王侯二等爵制,一直延续到清代。
豪强地主势力在西汉中期有了新的发展,从汉武帝开始,就已经利用商人管理经济。商人家庭出身的孔仅、桑弘羊,成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人。宣帝时,关中富商田延年也当了大将军霍光的幕僚。此后,官僚、地主、豪商逐渐结合为一体。成帝时的丞相张禹,就是官僚、地主、富商三位一体的典型代表,他“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身为丞相,“内殖货财”,经营商业,这在执行“重农抑商”政策的西汉前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由于商人自西汉中期已进入政治舞台,因此汉代的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西汉早期,一般把“重本抑末”与“重农抑商”都等同看待。一些限制、打击商人的政策,就是据此而产生的。到了东汉时代,由于官僚、地主、富商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集团把持着政权,所以对“重本抑末”的解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王符在《潜夫论·务本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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