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的本体与再现——结构与空间交织的策略【一】.doc

【摘要】　　　基于当代语境下建筑与结构的学科分离问题，以及由这种分离所带来的建筑学的危机——即一种“生产性”和“恣意性”的倾向，本文通过对结构问题进行剖析，并试图进入该领域更深层的基础和更广义的语境之中，以期重拾结构设计的创造力以及由结构触发的建筑学的崭新图景。　　　技术主导下的“创造力”向“生产力”的妥协，把建筑学推向了机械主义和表皮化的极端倾向，而结构设计也沦为一种工具化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重拾结构设计的创造力？文章通过对结构“本体”问题的阐释，引出结构的空间属性这一话题，以及由它带来的一种超越单纯建造和美学表现的结构潜力。这种由对传统结构元素和体系的剖析与延异所带来的结构与空间交织的策略，无疑促成了一种“大结构”的实现。然而，这一策略需要建立在多重的基础之上：对“合理性”的质疑，对结构设计的新释义以及一种全新的基于建筑师与工程师紧密合作的工作模式。　　　继对结构本体意义的批判以及对一种全新的结构设计的策略的探索之后，结构与其最终的表现形式之间仍存在一段“距离”，这便带来了对结构“再现”的价值判断问题：对真实性与稳固性的追求，以及对结构的基于空间或美学价值的隐匿与显现等，都需要被进一步的批判和质疑。然而，一种基于隐匿的显现则旨在经由分析导向一种对整体性的把握，从而避免了机械主义的桎梏以及一种图像化和标签化的阅读。最后，文章通过对优秀案例的分析，试图把握纷繁建筑表象下的本质，以期获得一种具体性的方法与启示。【关键词】结构，建构，合理性，真实性，基于隐匿的显现【第一章 绪论】1.1 研究缘起　　　对结构问题的关注起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笔者有感于当代语境下建筑与结构的学科分离问题，以及由这种分离所导致的一系列的建筑学的危机。建筑师结构意识的匮乏以及设计过程中结构工程师参与的相对滞后，使当代建筑学愈发呈现出一种空间与结构分离的趋势——因为这种分离恰恰能使这两个工种在最小干预的程度上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其次是对建构理论的持续关注。从2007年王骏阳教授对《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的翻译，到2011年《时代建筑》杂志主办的“建造诗学—建构理论的翻译与扩展讨论”论坛，国内建筑界愈发表现出对建构理论的热忱，这也让我们得以反思当代建筑学所表现出来的对外在形式和抽象空间的片面追求，并重拾建筑学的另一个本质问题——建造，而结构无疑是建造的核心问题。第三是对致力于结构问题的建筑师的浓厚兴趣。从兼具建筑师和工程师双重身份的塞西尔·巴尔蒙德（Cecil Balmond）、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到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Toyo Ito)和佐佐木睦朗(Mutsuro Sasaki)的合作，再到瑞士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克雷兹(Christian Kerez)与结构工程师约格·康策特(Jürg Conzett)的探索，他们对建筑与结构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空间的丰富性，为当代中国的建筑实践提供了启示。1.1.1 图像时代与数字化文化下的当代建筑学“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法国学者雷吉斯·黛布雷(Regis Debray)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段：书写时代、印刷时代与视听时代，而我们无疑已经处于所谓的“视听时代”，在这一时代，视觉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雷吉斯·黛布雷(Regis Dcbmy)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他认为，从媒介的角度来说，可以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时期：书写(writing)时代、印刷(printing)时代和视听(audio-visual)时代。]而阿莱斯·艾尔雅维茨(Ale? Erjavec)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一个图像的时代。在其《图像时代》一书中，他直接借用安迪·沃霍尔的话来用作第一章的标题：“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筑以其物质性和持久性的特征被寄予厚望，试图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来面对真实意义的日渐消亡。　然而，现代主义建筑源于抽象艺术的特质使它注定逃不出这一魔咒。现代主义以来，一种对笛卡尔式抽象空间概念的迷恋倾向于将建筑中的所有要素都屈从于空间的逻辑——材料被遮盖，结构被隐匿，建造的痕迹被粉饰等等，建筑学越来越沦为抽象空间的几何构成和视觉美学。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试图将现代建筑从这种无止境的抽象中拯救出来，以期获得一种具体性，那么它过度依赖于符号象征的弊端反而加剧了建筑图像化的程度，使建筑始终无法摆脱一种浅尝辄止的图像式阅读。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建筑的非物质化倾向，那么近十几年的爆炸式发展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更是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