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政府注资银行政策的经济学分析.doc

论文：对政府注资银行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 2007年至2008年由美国次债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动荡令各国政府纷纷运用注资政策救助身陷危机的银行。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政府注资银行政策带来的影响的广泛讨论。本文试图通过构建政府注资银行的三期模型，将政府、银行和企业三大部门纳入博弈框架，并结合monti-klein模型、古诺模型和斯塔克尔伯格模型来探究银行和政府部门的最优决策解。本文探究的重点为：政府注资银行对银行寡头之间的存贷款分配影响，对银行部门的总福利影响，以及政府注资额度的选择函数。这些结论不仅对解释政府注资银行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有重要意义，也为政府在注资过程中如何将效用最优化提供了启示。。从不同的层面分析的理论模型将政府对银行注资的影响归结为正负两方面。注资的积极影响是维持金融系统以及社会的稳定，避免银行资产的低效配置，防止信用崩溃以及优质项目的过早终止，从而有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注资也可以为政策出台以及银行业复苏赢取宝贵的缓冲时间；持续注资的消极影响是引发道德风险以及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而引发项目的逆向选择问题。究其根本，政府注资银行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银行以及企业的三方博弈。 (一) 对政府注资银行的消极影响的理论研究 对政府注资银行的消极影响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bagehot(1873),他认为对资本不足的银行注资只会阻碍优秀银行的建立。许多学者认为注资会引发道德风险，即激励银行接受更大的贷款项目风险。在对政府注资银行消极影响的研究中，最为庞大的理论体系是对预算软约束问题的研究。银行注资理论在kornai（1980）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理论基础上，将银行作为博弈主体之一与企业区分开来，并逐渐发展成为d-m模型、债权人默从模型以及银行羊群效应模型三大分支。 在此之后涌现出的建立在沉没成本假设上的一系列研究，使d-m模型日趋完善。通对中国、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以及保加利亚等经济转型国家银行体制改革的实证研究，以及对以日本为代表的经济长期停滞国家的银行注资最优决策的理论研究，学者们在d-m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预算软约束的宏观经济模型（qian and roland, 1994; berglof and roland, 1998;kenta toyofuku, 2005）。出于对中国、东欧以及前苏联在经济转型期间企业私有化进程研究，qian和roland(1994)将d-m模型扩展成为宏观经济模型（q-r宏观经济模型）。与原始d-m模型所不同的是，q-r宏观经济模型突破了再融资成本一定的假设，认为再融资机会成本会随机构设置以及经济状况改变。这为berglof和roland(1998)对注资银行的预算软约束研究提供了平台。在q-r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berglof和roland(1998)着重强调了贷款质量对于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在贷款质量普遍较高的情况下，银行对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会得到解决；相反，在贷款质量普遍较差的情况下，项目的逆向选择问题会加剧，而银行整体的贷款收益也会随之减少。实证表明经济转型国家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较发达国家更为广泛存在，而berglof和roland(1998)的贷款质量理论有效地解释了该现象。 然而，b-r模型假设项目再融资比例为外生变量，这并不符合银行实际操作过程。kenta toyofuku（2005）在b-r模型的基础上将项目的再融资比例内生化，从而使预算软约束宏观模型更贴近实际。该模型分析银行和企业的博弈过程，认为提高银行贷款质量的有效方法不是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是政府规定资本充足率。当银行资本不足时，政府通过注资可以改善贷款质量并缓解预算软约束问题，但仍不能根除银行存在的问题。 与d-m模型不同，债权人默从模型吸纳了行为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从银行事后的掩盖坏账行为角度对注资银行的预算软约束成因进行理论研究。由于政府与银行坏账信息不对称，银行注重眼前利益，或出于声誉或持续经营的考虑（corbett and mitchell，2000），在出现坏账后更倾向于通过发行新债偿还旧债或为低效项目再融资来掩盖其坏账损失。而由此引发的银行业系统性危机为所有银行提供了申请注资的契机。银行由于笃信“多而不倒”以及政府注资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因此尽量拖延坏账暴露的时间，等待系统性银行危机爆发时的政府救助。从银行掩盖坏账行为的动因出发，f-r模型（faure-grimaud and rochet, 1998）认为提高准备金率可以增大银行的融资成本，从而遏制银行为不良项目再融资的意愿。同时，f-r模型认为由于现任银行经理人对不良贷款的收缴能力强，因此更倾向于为不良项目再融资以获取收益，导致项目的逆向选择。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更换银行经理人，这与mitchell(2000)提出的不更换经理人将缓解资产浪费